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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大眾傳媒可以一夜之間，令社會歧視轉向，是過份誇張傳媒力量。但的確，大眾傳媒往往在社會潮流扮演着催化劑的角色。社會深層的一些蓄勢待發的感覺，很多時候，因為媒體的倡導，會一下子藉此機會拼發出來。社會學家一致認為七十年代對香港來說，是個重要的轉捩時期。「要好好分析後來有濃厚本地意識的香港文化的出現，我們都應該重新認識七十年代初的香港社會與文化。[24]」社會學者呂大樂如是說。而七十年代初，是香港青少年人口的膨脹期。八歲至十七歲的年齡分組特大。[25]他們既是社會的未來棟樑，也是經濟的推動力與勞動力。香港，是他們的出生地；和上一代不同，他們不是移民，沒有家鄉故土的懷念，因此較易對香港產生歸屬感覺。可以說，香港的本土意識，主要由他們引起。研究七十年代香港社會，我們發現到當年青少年中流行的事事物物，都成為具有代表性的符號和象徵。喇叭褲[26]，鬆糕鞋[27]，水手裝 [28]，李小龍髮型 [29]，等等全都變成城市文化中代表青少年意識的紀念品。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說得好：「文化本是渾閒事」。當年，閒常不過的生活習慣，在不知不覺間，塑造了香港的大眾文化。與此同時扮演催生劑的大眾傳播媒介，就努力在旁順應潮流，搖旗吶喊。
1. DJ 文化
除了「無線」電視在推動香港大眾文化，處處居於領導地位之外，「香港電台」在這方面的努力，也居功厥偉。本來，廣播電台初期最受歡迎的節目，是「天空小說」。然後，一人講述的天空小說逐漸為多人演繹的廣播劇取代。到電視進入家庭，合視聽為一的電視螢光幕，自然吸引了家中成員的注意力。於是「播音皇帝」「播音皇后」這些反映當年播音藝員受歡迎程度的稱謂，漸漸從傳媒中消失，廣播劇也不再受歡迎。自七十年代開始，青少年人口成為電台爭取的新對象，加上樂壇欣欣向榮，外地紅星爭相來港演出，本地歌手亦紛紛成熟，流行音樂於是順理成章，成為電台節目主流。而光是反應一小撮歌迷意趣的點唱節目，已不足夠。終於，到了 70 年代初，電台興起了「DJ」熱潮 [30]。
(a) 青春交響曲
香港電台在 1974 年，增設「青春交響曲」節目，針對時下青少年喜好，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播出，開創了影響青少年頗為深遠的「DJ 文化」。節目內容以音樂、時髦玩意、時下潮流為主體。同時用輕鬆手法將資訊傳播，與從前所有電台節目都有不同，較多青春活力。這類由「唱片騎師」DJ 主持的節目，由早期組織過結他樂隊 Menace 的陳任首創。陳任在錄音室一人操作，省去了由工程人員播放唱片的轉接，而創出輕鬆直接，說話與音樂渾然貼合的風格。連說話的方式與速度，都力求接近青年人習慣。因為陳氏對音樂熟悉，於是在介紹詞中，加入創作背景，令流行歌曲的聽眾，加深了對音樂及音樂人的認識。這節目多年來一直雄踞聽眾人數榜首[31]，也成為「唱片騎師」的培養溫床。
(b) DJ 變歌星
一方面因為青少年人口繼續上升，到 1975 年，十歲至十九歲的組別，已成為香港人口的最多數[32]，影響了電台節目，紛紛爭取青年聽眾；另一方面電台之間的相互競爭，也互為因果，於是 DJ 文化泛濫，成為香港七八十年代普及文化的一大潮流。這潮流對青年的影響，大眾文化研究學者觸及仍少，還要再加努力。但當時已引發不少批評，連「香港電台」出版的《香港廣播六十年》特刊，談到DJ 文化，也坦白承認：「有部份 DJ 年紀很輕，在節目中，一旦談到人生大道理及對事物之觀感，常予人一種不信任，不全面，甚至對意識形態，有所批評，或指責話題不健康，不正面，不成熟，以至被認為無病呻吟。」不過，批評者多，從另一角度來看，正是受歡迎的証明。DJ 文化當年，雖不致於舖天蓋地，但卻在香港青年人心目中，有一定定位。不少青年「唱片騎師」成為聽眾偶像。如林姍姍、鄧麗盈、鄧藹琳、伍家廉、車淑梅、蔡楓華、黃凱芹、歐瑞強等人，成為家傳戶曉人物。有不少這些當紅 DJ，更因此而順勢加入音樂行業，成為歌星。像何嘉麗、蔡楓華、王雅文、麥潔文、曾路得、溫兆倫、黃凱芹、歐瑞強、周慧敏、林憶蓮、林姍姍、湯正川、夏妙然等，都曾任電台唱片騎師。DJ 成為偶像，偶像變作歌星，更上一層樓成為偶像中偶像，自然令青少年心生嚮慕，也間接促成了香港音樂的蓬勃。
2. 電視文化
英國大眾傳媒學者費時基（J. Fiske）說：「電視製造歡樂，催生意義，承載文化[33]。」香港電視文化，是 70 年代開始成形的，馬傑偉在《電視戰國時代》一書，有這樣的話：
「七十年代的電視，是本土文化的前鋒。它把香港的社會意識，聚焦在電視螢幕這個小方塊上[34]。」
七十年代之前，香港的大眾傳播媒體，從來沒有過如此廣大的覆蓋力。1967 年「無線電視」啟播之後，才開始有真正觀眾極多的媒介。「無線」電視的長篇連續劇，可以在同一時間，接觸到二百餘萬港人，幾乎等於全城人口的一半。這種影響力，前所未有。香港人到 70 年代，社會意識和從前顯著不同。人口中十五至三十歲的新生代，數目眾多，正帶領着香港社會意識轉形。他們身處經濟迅速發展的社會之中，努力追求一己的個人成就。傳統觀念，對他們來說早已不夠應用。正好在這新舊交替時候，出現了強有力的媒介，於是電視成為新價值觀的凝聚點，送走了上一代的舊意識，催生了本地的普及文化。社會學家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將社會意識分為三大類別：（1）殘餘的 — 由上一歷史階段遺留的觀念和方式；（2）新興的 — 標誌着新社會關係的思想和習慣；（3）主導的 — 順應或服務當前社會關係的主導意識[35]。香港本土文化在很短的時間內，經歷了這三種社會意識的轉化，電視媒介在這過程，擔當了很重要的角色。而在這時期，參加電視工作的主要人物，正是香港的新生代。他們多數來自香港各大學，如許冠文、許冠傑、劉天賜、鄧偉雄、梁淑怡、黃霑、孫郁標、馮美基、蕭若元等，本無電視傳媒經驗，但邊學邊做，發揮高度創意，把他們從大學得來的文化觸覺，直接或間接地運用在香港電視文化的開拓上。
(a) 長篇電視劇
70 年代中期，「無線」的《翡翠劇場》雄踞收視榜首。起初的《清宮殘夢》，《梁天來》和《啼笑姻緣》等連續長篇劇，無論內容和風貌，與意識形態，都不過是從前粵語電影的延續。到 1976 年《狂潮》，1978 年《強人》等劇出現，才真正令香港人覺得劇中人的感受，求生態度，和香港環境吻合。因此，掀起了收視熱潮，觀眾最多的劇集，竟能吸引到達三百萬人追看。「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民間互助精神，「分甘同味」，「同舟共濟」的情愫，憑着家庭倫理，節義道德來忍受社會不公的意識，漸漸從螢光幕上隱退。代之而起的是以成長求存，但求個人小我幸福，不問國家大事的情節和心態[36]。劇情強調個人戰勝困難，出人頭地，不靠道德力量，而靠個人的靈活善變去適應環境。有時，略為不擇手段，也在所不計[37]。這些連續劇，時代感較強，也較為真實，可以確切地反映香港變成東南亞大都市後社會的複雜，於是很能喚起共鳴。在1975 到 1978 的幾年，「電視劇下飯」幾乎是全港市民的共同習慣。
不約而同，這些長篇電視劇，無論是「無線」，「麗的」，即或是 1975 年到 1978 年曇花一現的「佳藝」電視，都有主題曲。這些主題曲，既在當時流行，過後也依然有人不停傳唱。像關菊英的《狂潮》，羅文的《家變》，《強人》，《小李飛刀》，《陸小鳳》，袁麗嫦的《鱷魚淚》，葉麗儀的《上海灘》，徐小鳳的《大亨》，鄭少秋的《書劍恩仇錄》，《倚天屠龍記》，《輪流轉》，《楚留香》，關正傑的《大地恩情》，《神雕俠侶》，《變色龍》，甄妮的《春雨彎刀》，《奮鬥》和鄧麗君的《風霜伴我行》等，都成為香港粵語流行曲的長青歌曲。奇怪的是，這些歌曲，全出幾個人手筆，寫旋律的，是顧嘉煇，黎小田和黃霑。填歌詞的是盧國沾，鄧偉雄和黃霑。連「香港電台」製作的《獅子山下》，亦不作別想。
(b) 綜藝節目
除了長篇電視劇有粵語主題曲之外，其他綜藝節目，也開始不停有粵語流行歌出現。《歡樂今宵》，《雙星報喜》《芳芳的旋律》和歌星專輯，如《仙杜拉之歌》《羅文之歌》等，全部都以唱粵語歌為主。粵語流行曲受歧視的現象，忽然之間，變作歷史陳跡。終於，連《歡樂今宵》的主題音樂[38]，都填上了口語化的粵詞，每周五晚，提醒香港人：
「日頭猛做，
到依家輕鬆吓。
食過晚飯，
要休息番一陣！
大家暢聚，
無線有好節目，
歡歡樂樂，
笑笑談談，
我哋齊齊陪伴你。」
每年「無線」電視的重頭節目《香港小姐選舉》裏面的歌舞，亦全部以粵語詞出之。這股粵語歌新風，不單令港產國語歌不再領導潮流，連英美流行曲也要退避讓路。本來唱英文歌和國語歌的歌星，紛紛改唱粵語。陳潔靈、葉振棠、葉麗儀、林子祥、甄妮、鄧麗君、華娃、陳美齡、張武孝、葉德嫻、張國榮等歌星，全部放棄原來喜好，轉成廣東歌歌手。不能用純正粵語發音的，只有努力逐字學習。學不來的，只好打消在香港樂壇闖出名堂的願望。連台灣歌星重臨香江登台也唯有臨時惡補一兩首粵語流行曲，投觀眾與歌迷所好[39]。
(c) 名曲金榜
美國流行曲權威雜誌《告示板》（Billboard）一向有銷售流行榜之設，分門別類，將唱片的銷售情形，每周編製數據刊登。香港大眾傳媒人看見粵語流行曲掀起熱潮，於是各自推出名稱不同的流行曲榜，如「中文歌曲龍虎榜」，「十大金曲」，「勁歌金曲」，「叱咤樂壇流行榜」等。這些曲榜的製成，不無爭議，因為各不同傳媒，都有本身的一套計算方法。有些，以聽眾投票。另一些以歌迷點唱率，輔以 DJ 及節目主持取捨。亦有由機構管理高層，成立委員會，主持評選。總之各有各的方法。然而正因為這樣，各榜出現的歌曲，往往有時不盡相同，於是就觸發了不少議論。不過，正因其有爭議，城市便有了話題；而競爭就越來越烈，於是樂壇變得鬧哄哄，呈現了前所末見的熱烈氣氛，也剌激了樂迷的消費意慾。唱片市場，在各傳媒流行榜出現的同時，銷路穩步上揚。因此社會上的議論，並未真正受到正視。在此之前，美國流行音樂界，本來出現不少賄賂唱片騎師 DJ 的醜聞[40]，但香港，類似情況，尚少出現。兼且，在 1974 年，直屬港督領導的「廉政專員公署」已經成立，貪污歪風，一時頓煞。因此，各大流行榜，雖然規矩不同，社會亦接受事實，並未深究。跟着到 1977 年，「國際唱片協會」（IFPI）不甘後人，開始和「無線」電視合辦「金唱片頒獎典禮」，成為每年樂壇盛事 。所謂「金唱片」是指銷量逾 15,000 張的唱片，而逾 30,000 張的， 就稱「白金唱片」。（後來因為唱片銷量急升，到 1980 年，開始將「金唱片」指標提高至 25,000，「白金唱片」則提至 50,000。）因為頒獎典禮聚集了名人與明星，衣香鬢影，爭妍鬥麗，魅力洋溢變成城中觸目大事，各傳媒見獵心喜。「港台」馬上在 1979 年，舉辦「十大中文金曲」頒獎，以大型演唱會形式出現，樂壇熱鬧得未曾有。流行曲主流，自此為粵語流行曲壟斷。
(d) 新秀比賽
唱片銷量急升，自然需要大量歌作和新人加入行業。各式各樣的比賽，由是在香港出現。既有「流行歌曲創作比賽」，也有「業餘歌唱大賽」，復有「新秀歌唱大賽」，更有「亞洲歌唱比賽」。到後來，連香港政府也加入推廣行列，舉辦「十八區歌唱比賽」。香港在這年代的粵語流行曲熱潮，真是弦歌處處。而這些歌唱比賽，亦成為新人入行的大好機會，張國榮、張學友、蔡楓華、呂方、張明敏、張偉文等，全是藉着歌唱比賽而進入香港流行音樂界，而後來對推廣港式歌曲，都極見力量。
此外，另有一種比賽，也為香港流行音樂發掘了不少新人。從七十年代末，有不少填詞比賽，此起彼伏地出現。多數是區域的社區文教活動節目，也有因為要配合社區運動而舉辦的，如「防止青少年運動」，或「健康與人生」，或「青少年與家庭」等等。據黃志華，在《粵語流行曲四十年》的統計，這些「大大小小的填詞比賽，每年都有七、八十個不等」[41]。陳守仁、容世誠的《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粵語流行曲》結語說：「今天香港不少業餘樂隊及中學生已能寫出水準不俗的粵語歌詞，可見用粵語填詞的水準及技巧已十分普及。」[42]這普及的原因，正與這些一個又一個的填詞比賽有關。在 80 年代顯露頭角，後來成為粵語流行曲詞人舉足輕重人物的林夕和小美，就是常常參加這些比賽獲獎而培養出信心來。
3. 電影文化
在 60 年代末開始下坡，最後完全停產的粵語電影，到 70 年代由一部《七十二家房客》賣座帶動，又開始有復甦現象，跟着出現幾部用粵語對白的電影，觀眾都再無抗拒。社會研究學者所謂「本土意識」，此際已完全在港人心中，牢不可破。港人開始目覩辛勞經營開花結果，不但再也不存有任何自卑，還逐漸對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43]，當然不會對母語方言廣東話再出現不合情理的歧視。而就在這個時候，許冠文、許冠傑兄弟，趁在「無線」的綜合性新節目《雙星報喜》大受歡迎[44]，乘勢退出電視圈，改投電影界，與新崛起的「嘉禾」電影公司合作，自編自導自演兼自資拍攝喜鬧劇《鬼馬雙星》。此片公映，票房雄踞當年（1974）賣座冠軍。片中的主題曲《鬼馬雙星》與插曲《雙星情歌》馬上成為香港最熱門歌曲。跟着，由鍾鎮濤、譚詠麟、陳友、彭健新、葉智強等五位香港青年組成的「溫拿樂隊」（"The Wynners"）亦因為在「無線」的《溫拿狂想曲》收視理想，應聘拍攝《大家樂》，《溫拿與教叔》及《追、趕、跑、跳、踫》等電影。其中插曲，也成為粵語流行曲上榜名歌。至此，粵語對白電影開始佔回先前失陷地位，後來，更令國語電影製作在香港全消失。香港電影，再以觀眾的方言母語為主流。其間轉變之奇，真是別地所無，不由不令人覺得，外國文化研究方法，在香港移用，很多時候，會頗不合適。
但流行音樂，依附電影生存的現象，數十年來，從未改變。尤為令人稱奇的是，這些電影公映後不久，便已在觀眾記憶中消失殆盡，反而歌曲旋律，和歌詞警句，甚至歌曲的前奏過門，卻往往歷久常新。也許，單是令人難忘的特點，便足以構成流行歌應為文化研究界多加重視的一大理由。
4. 音樂會文化
媒介研究學者舒加雅（Roy Shuker）說：「音樂會與樂趣，與音樂價值的確認，和與社群的休戚與共有關[45]。」他又說：「音樂會是複雜的文化現象，涉及音樂、經濟、禮儀、樂趣。對表演者和觀眾來說，完全一樣[46]。」音樂會在錄音機未面世之前，是唯一讓聽眾接觸到音樂表演者的場合。有了錄音技術和重播器材之後，聽眾聆聽音樂的機會增加，而面對表演者的機會相應遞減，現場經驗因此漸漸變得難能可貴。加上擴音技術日漸進步，連空曠場地都可以變成頗佳的演奏場所，大型音樂會漸漸便轉型為體會集體經驗的場合。流行曲歌星演唱會全場觀眾隨着節奏拍手，一起和唱；或揮動螢光捧，跟着音樂左右搖動，是令人興奮的經驗。台上台下藉着聽眾耳熟能詳的歌曲，融匯一起。整個晚上，歌星樂迷彷彿渾成一體，彼我不分。巨星與聽眾共同沉醉在同一氣氛，同一音響，同一經驗裏。歌星和觀眾對話，和應，同聲歡呼，同步鼓掌。音樂以驚人的高音量打入眾人耳股，變幻無窮，色彩繽紛的射燈光影擁抱着全場，令大家一起墜進同一夢幻境界，忘我，迷醉。
令觀眾開心地進入忘我境界，是娛樂的最高樂趣。現場感受的音樂會經驗，是流行音樂令人着迷的一大原因。美國社會學者韋因斯坦（D.Weinstein） 在她的《重金屬音樂的文化社會學》（"Heavy Metal : Cultural Sociology" [47]）一書說：「音樂會的首要效益是娛樂刺激所帶來的樂趣，效果最完美的時候，達至忘我境界」[48]。她認為音樂會第二功能是令演奏的音樂，獲得肯定[49]，可以令聽眾感覺自己喜愛的次文化音樂型式，是可引以為傲的。第三功用則是觀眾和表演者的聯繫[50]。這三種功用，外國與香港全無分別。在 70 年代，隨着香港本土青年歌星追隨者的增加，音樂會文化逐漸成形。許冠傑是率先舉行個人演唱會的歌手，從 1973 年開始 74－78 每年都在香港「大會堂」舉辦。有時，更一年舉辦多次[51]。後來的關正傑、羅文等歌星亦紛紛傚尤。在「利舞台」或「大專會堂」開始舉行個人演唱會，到 80 年代初，演唱會的熱潮更加不可歇止。1982 年，關正傑締造了本地粵語流行曲歌星演唱會的首次高峰，在可以裝載三千觀眾的灣仔「伊利沙伯體育館」，以 80 元到 222 元的票價，連開 6 場，賣個滿堂紅的音樂會[52]。然後到 1983 年，九龍的「香港體育館」建成。該體育館座位可容一萬二千餘觀眾，許冠傑在 1983 年 5 月，進軍該館，票價由 60 元至 180 元[53]。此後，體育館變成了香港流行音樂盛事必用場地，擴大了觀眾層面，改變了演唱會的歷史和文化。影響一直到二十一世紀，仍然未有衰歇。到「紅館」[54]聽演唱會，變成香港市民生活盛事。吸引力遠達東南亞與美加，熱心歌迷，竟有全家飛來專誠捧偶像音樂會場的。雖然為數不多，但香港音樂會文化無遠弗屆的吸引力，由此可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