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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 - 1997）
第三章：《不了情》與《綠島小夜曲》時代（1963 - 1973）
（A）轉型的香港
六十年代開始，由大陸南移的中國人，經過了多年生聚，漸漸對香港這地方，有了新的觀感。在此之前，來港的人，仍然隱隱約約地對家鄉懷念，希望有朝一日，重回故土。所以，五十年代的香港社會，不少人擁有「過客」心態，視這殖民地都市，為提供兩餐溫飽，和遮雨避風之地，沒有什麼歸屬感，社會也缺乏凝聚力[1]。他們寧願自視「華僑」，迫不得已，才在此地定居，心理上絕未認同香港[2]。
但轉眼十年時光過去，隨着生活方式的改變，和香港經濟好轉，這群新移民開始覺得，香港不失為可以居停的地方。把這小島形容為「天堂」的說法，慢慢逐漸出現[3]。
五十年代，香港雖然因為韓戰引發的禁運，轉口貿易急轉直下，但紡織和成衣業的迅速發展，彌補了這方面的經濟損失。而塑膠、電子及金屬製品也開始生產，遠銷美國等海外市場。到 1959，註冊工廠，已有 4689 家，工人達二十多萬 [4]。香港在短短十年，由轉口港轉型到工業城市，工人階級開始形成，社會和五十年代，已有不同。
另一巨大轉變，是五十年代小學教育的普及，和中學教育的興起。到了六十年代，這群中小學生開始踏入社會，漸漸形成了日後的中產階級骨幹。他們比上一代更通文墨，不過因為不少是英文書院肆業的關係，難免對西方文化，多一些嚮慕，令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有了些崇洋的特色。
1. 青年人社會．實際而崇洋
六十年代的香港，是年輕人的社會。青年不單人口比例高，還很能適應經濟的急劇發展，用傳自上一代的務實苦幹，在英式殖民地制度之下，努力締造一己的事業。同時，也將習慣和生活哲學，帶到社會各層面。
他們崇尚金錢；眼看着家中居住環境和多年父母勞苦，他們了解經濟效益對生活的重要。固此，抽象理念吸引不到香港青年的注意。甚至從前的故鄉，也只是模糊和不切實際的記憶。對他們來說，中國是個抽離而令人不無恐懼的印象。有所選擇，他們寧願崇洋。
所以，聽流行音樂，他們寧願選擇美國歌曲或國語時代曲，對製作粗糙的「粵語時代曲」，他們較少眷顧，而且頗有歧視。
這也難怪，因為連被後輩尊稱「粵語流行曲之父」的周聰在接受訪問時候，也坦白承認﹕「很多時，為求節省製作費用，不能對音樂或歌唱有很高的要求。即使唱錯了，只要不大明顯，也要出街。」[5]聆聽流行歌曲，即使沒有受過訓練的一般聽眾，對製作水準的高下，也很容易便可以分辨出來。唱片售價，舶來與土產，分別不大，都不外是四五元左右。相類價錢，而品質有似天淵，流行收集唱片的青年人，自然趨向音樂水平顯著較高明的產品。有時在電台上聽到「飛哥跌落坑渠」一類有趣歌詞，也會笑謔一番。但被青年人看成不登大雅的「諧曲」，拿來作笑談，自無不可，卻絕不會視之為時髦玩意。潮流事實如此，所以粵語時代曲，在當時市場實際只佔有極小部份，未算真正流行，連傳播媒介，都不肯經常播出。
2. 新傳媒出現．處處嚮新聲
(a) 「邵氏」與「黃梅調」
1959 年前後，香港傳媒，出現了兩家大機構，令娛樂市場，起了重大變化。首先，是「邵氏兄弟」登陸香港。本來，「邵氏父子」公司已在此地運作多年，既有製作，亦有發行網絡和電影院。不過，電影拍攝，專注粵語，而且穩紮穩打，穩健經營，沒有什麼雄才偉略的突破，到「邵氏兄弟」邵逸夫由星馬挾巨資來港，才真正大展拳腳。他向港府批地，在清水灣畔山頭大興土木，建成東南亞前所未見的大型電影城。由古裝佈景街，到攝影棚，錄音室，演員宿舍，彩色沖印間等，一應俱全。電影製作所需，完全自給自足，不假外求，而且倣傚荷里活制度，簽下大量導演及明星，又大力培養新人，組成宣傳機制，打出「邵氏出品，必屬佳片」口號，令全港娛樂圈注意力，齊齊投向這聲威懾人的影壇生力軍。
不過，「邵氏」在電影市場的主要競爭對手，星馬「國泰」機構屬下「電懋」，此時在港，人強馬壯，儼如國語片製作領袖。他們趁「新華」張善琨製作的黑白歌唱片潮流正盛，加重投資，攝製了幾部彩色歌舞片，令國語電影「逢片必歌」的潮流，再攀上另一高峰。
「電懋」的彩色歌唱片，很有香港產品一貫特色。基本精神是「合用就用」。粵語歌唱片，本來就是這樣，不過因為製作馬虎，才開始被觀眾離棄。「電懋」承繼了這種務實的哲學，用認真製作， 泡 製 出 來 的《龍翔鳳舞》（1959）[6]，《野玫瑰之戀》（1960）[7]，和《教我如何不想她》（1968）[8]，將最流行的中國時代曲，西方古典歌劇的音樂和詠嘆調（aria），及中國學院派藝術歌曲最廣為人知的旋律，如《毛毛雨》，《妹妹我愛你》，《葡萄仙子》，《 玫瑰玫瑰我愛你》，《漁光曲》，及比才（Bizet）的《卡門》（Carmen），趙元任譜劉半農詞的《教我如何不想他》等，全部用上；由姚敏重新設計，配上美國最時尚最悅耳的流行舞節奏，務求觀眾耳目一新，享盡視聽之娛，推出之後，十分賣座，歌曲再度家傳戶誦，成為潮流尖端熱門名曲。
《野玫瑰之戀》的主演者葛蘭，五十年代的一部《曼波女郎》已經聲譽鵲起，被影迷認定為能演能唱的多才多藝女星，現在更成為國語歌舞片新后。
舞的能耐，對流行曲歌手來說，十分重要。這是歌手是否有青春活力的有力証據。流行曲本來就是青年人的跳舞音樂，歌星節奏感不強，演唱起節奏強勁的快拍歌曲，就會予聽眾「東施效顰」感覺。粵語時代曲不受時尚青年喜歡，其中一大原因，是歌手超齡而且嚴重欠缺青春活力與流行舞的勁道。葛蘭本身，是典型的現代城市少女，在 1959 年，已為「美國國家廣播機構」（NBC）賞識，聘到美國參加當時仍在主持歌舞節目的女歌手丹娜·蕭（ Dinah Shore）的電視演出。因為「電懋」大事宣傳，因此葛蘭雖然並非唯一曾參與美國流行音樂節目的女歌手[9] ，在當時 ，消息也的確哄動，令港人引以為榮。這次在《野玫瑰之戀》演出狂野奔放，更大獲好評。一曲《卡門》嗣後成為經典 (10]，此後不停為港台歌手翻唱。
有心在香港建立「邵氏」電影王國的邵逸夫，眼看着對手聲威強盛，自然不會甘心退讓，一面簽下《龍翔鳳舞》導演陶秦投歸旗下，執導《千嬌百媚》（1961）和《花團錦簇》（1962），一面另闢蹊徑，將中國傳統地方戲曲流行音樂化，開拍大型古裝歌唱片。這些電影，為港產歌曲，加進了一股前所少聞的韻味，把香港流行音樂，引入了黃梅調熱潮。
香港居民，此時已經成為崇洋一族。但對外國優點推崇欣賞之餘，倒也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炎黃子孫身份。港人就算對中國文化認識不深，但卻未嘗不對一些中國傳統，心底仍然存有一份無可言喻的敬愛。移民來港的人，不願意接受新中國統治，並不等於他們不接受中國製造的精美商品。香港人崇尚實際；這務實的生活態度，極能貫徹始終，所以當中國製作的幾部優秀的地方戲曲紀錄片，在港推出，港人就不甘後人，排隊往觀。
中國電影和地方戲曲關係向來密切，京劇及其他地方戲曲改編電影的，多得不計其數。粵語電影改編粵劇的例子亦是難以勝數。但粵劇電影，一如前章所述，拍攝認真的不多，固此觀眾越來越少。至於外省影迷，則餓戲已久，所以一旦有精品運到，自然都想先覩為快。
1954 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梁山伯與祝英台》越劇紀錄片[11]，五十年代中葉在港推出。范瑞娟（梁山伯）和袁雪芬（祝英台）的優美身段和唱腔，令港人口定目呆，一邊落淚，一邊叫好。後來的黑白黃梅戲曲片《天仙配》[12]因此亦很受歡迎。到 1960 年，北京攝製的《楊門女將》推出[13]，更令全港觸目。不但京劇迷趨之若騖，連本來不懂和不看京劇的香港粵籍青年，也受到吸引。
「邵氏」五十年代末，已經拍攝了李翰祥執導的《貂蟬》[14]和《江山美人》[15]，插曲由王純改編黃梅調旋律，林聲翕編樂並指揮，靜婷、江宏代唱。音樂其實是把地方戲曲旋律活用，「加入時代曲以至西洋古典音樂成份」[16]，但勝在不露斧鑿痕，聽來非常流暢。
黃梅戲大概可上溯清乾隆末葉，基礎是民間歌舞「採茶歌」，有「十腔九不同，各唱各的板，各唱各的腔」的特性，又稱「花鼓戲」，在安徽、湖北、江西一帶流行，受過漢劇和「二高腔」[17]影響，因為主要旋律來自湖北黃梅縣的採茶調而得名[18]，「邵氏」在中國眾多傳統地方戲曲之中，獨取黃梅調，據張徹的憶述，是因為邵逸夫覺得「黃梅調是自然發音」[19]，所以易聽易學易唱，易為不太懂國語的香港觀眾接受。
《江山美人》插曲《扮皇帝》在當年非常流行，本來不識「黃梅戲」的香港廣東人，也不停地口中「扮皇帝，我在行」一番了。粵語電影自然群起而學，你行我倣，互為因果，終於黃梅調歌聲，在香港處處可聞。
到 1963 年，「邵氏」用樂蒂，夥拍廈門語電影明星凌波[20]，演出李翰祥改自 1954 年「上海製片廠」原作的《梁山伯與祝英台》，用台灣來港為「邵氏」效勞的周藍萍作曲編樂，李隽青寫詞，靜婷、江宏之外，還加入凌波、劉韻、樂隊四十餘眾，中西合璧，全港中西樂精英，如琵琶名家呂培原，洞簫大師黃呈權，小號好手 Berry Yaneza 等，盡在其中。合唱團亦達四十人，由全港唱家組成。充份發揮了「邵氏」錄音新廠的設備之餘，音樂費用之高，亦盡破國片紀錄。
有論者不滿於這種「逾淮而枳」的改編方法，對黃梅調電影的音樂，時有苛評[21]，但將地方戲曲時代曲化，不失為將傳統現代化的方法之一。至少，香港人自此對黃梅調的旋律，耳熟能詳，到接觸正宗黃梅戲的時候，就少抗拒了。這樣，有什麼壞處？不改傳統，抱殘守缺，只會將傳統窒息，促使其早日衰敗。這又有什麼好處？
黃梅調歌曲大受歡迎，古裝歌唱片如《花木蘭》《魚美人》《七仙女》《寶蓮燈》《血手印》《三笑》《三看御妹劉金定》《楊乃武與小白菜》等，紛紛出籠。雖然製作依然認真，但一窩蜂競拍[22]的風氣，等於重覆又重覆，令本來很有興趣的觀眾，在幾年之間，就看厭看膩，口味於是又再轉向。此外《劉三姐》[23]式的山歌片也出現過，不過未能掀起熱潮。但細看這類源自中國大陸的潮流，此伏彼起，也可以隱約窺見港人在一些程度上對傳統文化的關懷與愛護。崇洋而未忘本，對香港人，有時也實在不能深責。
(b) 「商業電台」與廣告歌
和「邵氏兄弟」大展拳腳的同時，香港的「商業電台」也在 1959年啟播。本來商台在 57 年已經壓倒投標對手，從香港政府拿到商業性電台的經營牌照，但因為要配合原子粒收音機新產品在港發售，所以一直只做籌備功夫，等 1959 年日本的原子粒收音機（Transistor Radio）源源不絕運到，才開始啟播[24]。當時，香港的收音機，用真空管，不能隨身携帶。但商台一中一英兩台啟播之日，用乾電池操作，體積小又携帶方便的原子粒收音機，已經以極合理價格在港登陸。於是收音機牌照登記激增；二十五個月內跳升百份五十八。市民只要買部收音機，就可收聽由晨早七時直播到晚上十二時的免費娛樂。對於還是艱苦奮鬥，沒有什麼餘錢的中下階層，這不啻是天賜好禮物，對生活質素，很有提升。而廣告商忽然多了一個價廉而效果好的電子媒介，自然大力支持。於是「商台」創下傳播歷史奇蹟，在第一個月便開始有營利[25]。
「商台」這新傳媒，一方面，延長了粵劇粵曲的壽命，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外國流行曲的傳播。「商台」不但有播送歐美音樂為主的英文台，中文台亦積極通過傍晚點唱節目推廣所謂「歐西流行曲」。不過，這些都是順應潮流，跟着大勢走的被動做法，並不主動。
可是，不知不覺間，「商台」卻在推廣現代粵語音樂文化。他們節目中間，插播粵語廣告歌。這些悅耳吸引的短歌，採用通俗口語，卻避免了粵語時代曲歌詞的庸俗品味[26]，近似兒歌，又緊貼生活，非常清新可喜。粵劇和傳統粵曲是一個極端，過於典雅。而粵語時代曲又是一極端，病於低俗，兩者之間的空間，就讓廣東話廣告歌來填補。
五十年代，廣告歌常常出現一些聽起來令粵人啼笑皆非的語句，例如「好彩」（Lucky Strike）香煙的廣告歌末句。
這是英文原詞 "Fresh From The USA" 的繙譯，從字面看，絕無問題。但一填進旋律，配合了樂音起伏，唱出來，聽入耳，就變成「神仙美國來」。高平音的「新」字，填配了低音，變成低平。一字之差，意思馬上變得荒謬。
可是，到「商台」啟播之後，這類笑話忽然全部銷聲匿跡。這現象極可能是巧合。但也有可能，因為「商台」高層主管，全都精通粵語，明白廣告歌「倒字」會成公眾笑柄，把關把得緊。總之，配合了適逢其會，在這個時候加入廣告歌創作行列的音樂人如梁樂音、顧嘉煇、歌詩寶、黃霑、鄺天培、劉宏遠等，粵語廣告歌的水準急速提升。
因為廣告歌的製作費充裕，所以音樂和錄音都有水平。演唱的歌手，也是此地時彥如關正傑、葉麗儀、仙杜拉、華娃、鍾玲玲、黃志恆等，所以這些廣告歌，雖然不過短短數十秒，卻十分耐聽，令港人深印腦海，像《新奇洗衣粉》(見附録 -頁 191)、《京都念慈庵川貝枇杷膏》、《菊花牌乳膠漆》、《恒生銀行》、《快潔洗粉》、《喼士頓》（Capstan）(見附録 - 頁 191) 、《 聰明豆》（Smarties）、《汎美航空公司》（Pan Am）等，到今天仍在香港的集體記憶中縈迴。
廣告歌的演唱方法，也大大影響了後來七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歌手如何「咬字」。廣告歌最注重吐字清楚，必這樣，商品宣傳字句，才會清脆玲瓏地送入聽眾耳股。粵劇粵曲，也很講究「露字」，不過，和廣告歌唱法，略有不同。
粵劇粵曲的唱法，是要把曲詞每個字的「首韻」、「腹韻」和「尾韻」全部清楚唱出。
試舉一例﹕譬如唱〝風〞字，要先將「首韻」的"F"音唱出，再帶到「腹韻」的"O"音，然後拖入"NG"鼻音「尾韻」。要刻意地完成這三個步驟，才算咬字準確。而歌詞的字，經過這樣一「咬」方會達到「露字」的效果，令坐在隔音設備欠佳，音響效果不好的戲棚後座觀眾，也可以聽得清楚，一字不漏。
可是這樣刻意咬字，戲曲味就出來。廣告歌經米高峰（microphone）收錄，首腹尾韻都一清二楚的唱法，大可不必。所以咬字要自然，"FONG"是一下子同時首尾腹韻緊接着吐出來的，這樣的唱法，接近生活，於是聽起來就摩登時髦，現代得多。
在唱裝飾音（Ornament）的時候，也是一拖而過，不會過份刻意。好像唱歌例（4）末句《新奇洗衣粉》的「粉」字，作曲人梁樂音用裝飾音的方法，避免上聲字「粉」唱成去聲「糞」，先將首韻提升一度，再拖下結束音。但「升」「拖」之間，要不着痕跡，若不經意，似有若無之際，一下就滑落到結束音去。這類唱法，影響了 70 年代興起的現代粵語流行曲演譯。
而廣告歌「通俗而不庸俗」的寫法，亦潛而默化地點醒了後來的粵語流行曲填詞人，令他們在高雅與低俗兩極夾縫中，摸索出一條雅俗共賞的中間路，終於探驪得珠，在七十年代初之後，把粵語流行曲推到上至學者教授，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升斗小民都一同欣賞的極闊層面。
以作者愚見，認為「商台」這電子新媒介在電視普遍化之前，把廣告歌變成香港市民生活一部份，對香港音樂後來發展，有極大幫助，即使不是有心促成，但無心插柳，而令柳樹成蔭，實在也功不可沒。
(c) 「麗的電視」與英文歌
1957年，本來經營有線娛樂廣播系統的「麗的呼聲（Rediffusion）開始了有線電視播送，這是因應香港政府發牌照給「商業電台」作出的策略。「麗的」在五十年代，已經敷設了一個幾乎完全覆蓋全港的地下線網絡，利用這網絡將節目輸送入家庭，順理成章[27]。
香港因此成為亞洲有電視播放的先進地區。這事實，反映出香港社會經濟的起步。「麗的」電視是收費的；連安裝，購買電視機支出不少，但反應不俗，可見中產階級已逐漸形成。60 年代初開始，香港經濟開始高速增長，由 1960 至 1969，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13.6%。到 1969 年，人均總產值已達 4,757 港元，香港已漸漸升至發展中地區（developing countries）中的前列，土地已漸漸不敷應用，龐大的填海計劃在進行。而興建石壁水庫之餘，更和中國協商，由深圳供水香港，解決了多年來困擾香港的食水不足問題。雖然，儘管如此，在 1963 年，仍然無法不制水，四天供 1 次，每次供水 4 小時。與此同時，政府亦開始興建廉租的公共屋邨，照顧較低收入居民。這已別於旨在快速安置因天災人禍而無家可歸的徙置區。當然，香港仍然有名無實，不是「天堂」，但實在已變成了個差可安居樂業的地方。
社會上的不同階層，口味依然分化。各階層溝通仍少，而且歧視是存在的。
「麗的」電視開播，是中英語文混合，梅花間竹地中完到英，英完則中的節目編排。音樂節目，全是美國輸入。如 "Perry Como Show"，"Dean Martin Show"[28]等，唱的自然是美國流行曲。後來加插了「麗的夜總會」介紹香港流行音樂、歌曲也全是英文歌，不但粵語流行曲不見影蹤，連國語時代曲，也不露面。這種編排，一方面因為技術上問題，另一方面也有歧視的深層原因[29]。粵語時代曲固然不登大雅之堂，國語時代曲也未算可以和美國流行歌並列。所以在以上中層家庭為觀眾對象的。「麗的」電視，中文歌曲就全不現身，一切節目編排，崇洋第一。
(d) 高級夜總會．菲人世界
據後來確立粵語流行曲在港社會地位的音樂大師顧嘉煇憶述，在五六十年代的音樂圈「華人音樂水準不普及[30]，也不大重視西樂。所以不要說作曲，連編曲也沒幾個華人是懂的。因此，音樂圈就被菲律賓人全面控制。無論是樂師，編曲的都是菲律賓人天下。那時的國語時代曲製作一樣是這種情況。事實上，當年的電影公司、唱片公司也有『賓佬音樂，必屬佳品』的觀念。」[31]
顧嘉煇對當年的憶述，語多憤慨。但華人樂師水準，除個別一兩位之外，演奏流行音樂的水平，的確普遍較菲律賓樂師低。這是當年高級夜總會，多為菲人天下的另一原因，與歧視無關，而是他們的實際演奏能力的確較高。香港華人樂師，演奏傳統戲曲，特別是粵劇音樂，成就甚高。但流行音樂，要求不同。因此，華人樂師，能在高級夜總會當領班的，只有顧嘉煇、吳廼龍、鄧亨等幾位[32]。另外，五六十年代夜總會經常每晚加插外國表演節目。這些全球跑碼頭的藝人，無論是歌唱、舞蹈、雜技或魔術，都有特別編寫的套譜以供樂隊在表演時伴奏。華人樂師視奏（sight reading）能力稍差的，往往就手忙腳亂，難符要求。因此所謂歧視，有時也因為實際需要，不得不如此。夜總會老闆是生意人，最重實際。華人樂師薪酬一般低於菲人，亦因為演奏流行曲的優劣之別而要聘請菲人樂手，即使因此多付薪金亦別無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