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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 - 1997）
第二章：《夜來香》時代（1949 - 1959）
（A）一九四九年的香港
一九四九年的香港，人口大約一百八十萬左右 [1] 。絕大部份是廣東人，俗稱「廣府話」的粵省方言，是他們的日常用語，也是大多數人懂得的唯一語言。因此，那時候在香港流行的音樂，是俗稱「大戲」的傳統粵劇和粵曲。
香港向來是傳統的粵劇重鎮，一直和廣州分庭抗禮[2]。既是戲班的集散地，也是紅伶聚居的地方[3]。因此，香港人對粵劇與粵曲的喜愛，根源深遠。連後來的粵語流行曲，也免不了受到影響。不過，在中國，上海製作的國語時代曲透過唱片發行和各地廣播電台的傳播，幾乎無處不在。香港也自然跟着大潮流。所以即使多數香港居民，聽不懂國語，「香港電台」播出的國語時代曲，仍然不時入耳[4]。
是年三月，「香港電台」之外，更多了個娛樂節目供應系統：「麗的呼聲」[5]這個收費的有線播音系統，每天早上七時至午夜十二時，不停在藍色電台﹝英文﹞及銀色電台﹝中文﹞播放。藍色電台的主要節目之一，是播送歐西流行曲。這當然只是專為懂英文的小眾而設，但卻在不知不覺間，漸漸形成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在後來的歲月，成為英文書院中學生極為歡迎的娛樂，變成粵劇、粵曲、國語時代曲等潮流以外另一個重要的音樂細流，也為七十年代興起的粵語流行曲潮流，暗地裏奠下基礎。
因此，在一九四九的香港，市民耳中所聽，是華洋雜處，國粵英間歇互响的樂聲，充份反映了香港這城市的特色。當然，在那個時候，沒有人可以預料到將來的香港，竟然會變成中國流行音樂的重要中心；創作和錄製的音樂，影響會無遠弗屆；不但衝出方言地域規範，還在全世界各地，成為華人普及文化的強大力量。但一切令香港走進未來的各種因素，實在正是這個時期，已經開始慢慢形成。
這些因素，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和地理成因。
一九四九年之前，香港雖然是英國殖民地，中國人卻可以自由進出，全無限制。而且因為海、陸、空交通發達，事實上，來往香港處處通行無阻。但隨着中國大陸形勢急速變化，局勢已有不同。香港政府，在該年三月，將原來在馬來亞駐守的啹喀兵團，急調香港，協助防守任務，又擴充警隊，及建立香港防衛軍[6]。而且又實施《1949 年移民管制條例》，管制非本港人士來港，離港和在港活動，更實行「香港身份証」制度。同時亦在立法局通過《1949 年驅逐不良份子出境條例》[7]，等如關閉了向來敞開的自由港大門。令本來和中國大陸地理上相連的城市，有了限制出入的關卡，硬生生地把香港和中國本士，分割了出來。後來，香港市民形成「本士意識」，這一年的港府政治措施，實在是肇始的遠因。
不過，把香港和中國大陸割離，在經濟上，對香港極有好處：香港馬上變成了中國資金的避難港。根據元邦建編著的《香港史略》所載：「8月，廣州解放前夕，一批資金流入香港。11日一天統計流入香港澳門的黃金達二萬兩。一周來已共五、六萬兩。」[8]
同時，香港也成為大批酷愛自由，不願依附任何黨派或政治思想的中國人的理想天堂。此後多年，大批難民，翻山越嶺，涉海潛洋，冒着生命危險，離鄉別井，排除萬難，千方百計地進入這個托庇在英國保護傘下的小島，成為居民。
一九四九年，對香港來說，是重要的年份。對香港流行音樂而言，是年是分水嶺。香港樂音，從此以後，開始找尋自己的聲音。
對中國人來說，這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始。無論政治立場與傾向如何，這件大事，強烈而深遠地影響了我們。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樂聲响起，揚聲器以高昂響亮的音量，播出了《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新中國的國歌，作詞的是田漢，作曲的是聶耳。作品本是電影歌曲，是「電通影片公司」1935 年攝製的《風雲兒女》主題曲，這首歌「在號角聲的導引下起唱，較好地把由長短句組成的歌詞處理成節奏明快有力的進行曲，具有高昂的時代激情和雄偉的民族氣魄[9]」，面世後就很受歡迎。
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根據《新中國史略》的說法，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 1949 年 9 月 21 至 30 日會期中決定的。當時的決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正式制定前，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國歌。」[10]按這條記述看來，似乎決定是權宜的，臨時性的。但一直以來，這權宜的臨時決議，沒有人正式提出更改。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曾有「集體創作」的新歌詞面世，卻沒有通行。後來更少見提及。於是此曲一直沿用至今。近年即使不乏批評，說歌詞的「戰鬥性」略嫌不合時宜。但評者自評，更改國歌的提案，始終沒有人在正式會議上提出，成為議案商討。
聶耳這位不幸英年去世的作曲家，在世時雖屢在流行音樂組織如「聯華影業公司音樂歌唱學校」 原「明月歌劇社」），或「百代公司」任職，但他對「流行俗曲」，卻深心不喜。他在《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一文裡說：「流行俗曲已不可避免地快要走到末路上去了，高級的音樂已在逐漸引起社會人士的注意。」[11]不過，話雖如此，單從曲式，和聲進行，和旋律結構分析，卻實在看不出聶耳的作品，和他深切痛恨的「流行俗曲」，有什麼音樂上的顯著分別。劉靖之教授著《中國新音樂史編》第三章《「五四時代」的新音樂》對這個問題有精闢的分析，於此不贅。[12]
「流行俗曲」在新中國，不但不再流行，而且，萬難立足。於是「流行俗曲」率眾南下，作曲人、寫詞人、音樂人、歌星紛紛渡過深圳河來到香港。香港，在一夜之間取代了上海，成為國語時代曲的新根據地。
在未分析香港音樂怎麼樣在 1949 年後接收了上海的創作和演繹人材，而製作出港式「國語時代曲」之前，也許應該回顧一下從前的「時代曲」是如何在上海興起的。
（B）四九年前的國語時代曲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經有了近百年的租界發展。作家陳丹燕在《上海的風花雪月》說：「小河子變成了大馬路，搖櫓而來的寧波少年成了大亨，歐洲人在外灘掛出了一條橫幅： 世界有誰不知道上海？』那中國人的產業、商業、工業全面發展起來，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超過了外國人的百貨店，四處燈紅酒綠，欣欣向榮、大興土木，上海在那個年代成為世界級的城市[13]。」
在這個中國的世界級城市，伴著燈紅酒綠的，是不輟絃歌。上海的音樂品種，可以說包羅萬有。古今中外，全部聚匯於此。既有崑曲、京劇；復有彈詞、越劇；還有歐洲古典和美國爵士。而且人材濟濟，水準極高。像崑曲的俞振飛，京劇的麒麟童（周信芳），彈詞的范雪君[14]，都是這些傳統中國戲曲與地方音樂的表表者。至於西洋音樂方面，上海的工部局樂隊，水準居全國之首[15]。而爵士音樂，也有各俱樂部與舞廳樂隊，領導風騷。[16]
但影響全中國的，卻是在這時期輕輕地開始的一種新聲：時代曲。這是中國的音樂新品種，摒棄了中國戲曲音樂的全部舊傳統，改用國人從前幾乎完全沒有聽過的自然發聲方法來唱。並以西洋和聲方法，配合歐美流行的舞蹈節奏，用西洋樂器和偶一採用的中樂伴奏[17]。這種新聲，旋律和歌詞都平易近人，一聽就懂，而多聽幾次就已經瑯瑯上口。於是人人傳唱，在國民耳中心底，一下子便生了根，成為新時代新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份[18]。
研究中國流行音樂的論者，大都認為這種由上海發祥的國語時代曲，是由當年大名鼎鼎的黎錦暉和他一手創辦的「明月歌舞團」開端的[19]。第一批國語時代曲作品，正是黎錦暉作詞作曲的《毛毛雨》（1927），《桃花江》（1929），《妹妹我愛你》（1929）等歌曲。其實，黎錦暉早期作品，並不是《毛毛雨》或《桃花江》一類後來被批評家評為「靡靡之音」的作品，而是專為兒童寫作的兒童歌劇。這位一八九一年出生的音樂天才，在青年時代便非常醉心音樂，認為中國的新音樂，應該和當時的「新文學運動」相配合。他和陳獨秀在「五四運動」前提出的文學革命主張呼應，認為音樂的新路向，應該反對封建，從新創造出與時代配合的內容[20]。
基於這些信念，這位自少就學過古琴與國樂彈撥樂器，又研習過西洋音樂理論的湖南音樂家，從民間音樂和地方戲曲如湖南民歌、湘劇、花鼓戲、漢劇、潮州音樂裡面汲取養份，寫了二十四首兒童表演歌曲和十二部兒童歌舞劇。這些作品，在全國各地，大受歡迎，影響深遠[21]。
黎錦暉的歌曲作品，大部份旋律接近民間小曲。像《毛毛雨》，實在和中國民謠風格，全無不同；在中國耳朵聽來，十分容易產生共鳴。這首旋律進行簡單而躍動，既易唱又易記。
歌詞用字更樸實而直接。像——
「小親親，不要你的金，小親親，不要你的銀。奴奴呀，只要你的心！」
全部白描，一語道破。《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作者陳鋼教授在《上海老歌名典》評述這首名曲的曲詞，也忍不住讚嘆：「這種精神，至今尚難能可貴。」[22]
《桃花江》是黎錦暉 1929 年在南洋寫的作品。因為「明月歌舞團」的巡迴表演，出了經濟問題，全團滯留異地，進退維谷。無可奈何之際，黎氏唯有創作樂音，售與上海音樂出版商，換取盤川解困。這首歌，後來被評為「迎合市民口味[23]」，「軟豆腐」，「香艷肉感」，「一塌胡塗[24]」。更有甚之的，還認為是毒害兒童的「海洛英[25]」。但如果平心靜氣，單從旋律和歌詞來分析，就會覺得這些清教徒式的評論，未免過於苛刻。
《桃花江》的旋律，用的是中國人一聽就覺得親切的「五音音階」寫成。全曲用小快板，2/4 的節奏，輕鬆得跳動有緻的伴奏，令人不禁身隨樂動。編樂尤其出色。無論是歌曲開頭的引子 ( introduction ) 旋律精彩得很，連樂段結尾的對位樂句 ( Riff ) 也真是一聽不忘。所以聽眾一聽就愛，由首播後到今天，依然風靡[26]，實在是國語時代曲中經典傑作。歌詞也極盡佻皮之能事。「桃花江是美人窩，你比旁人美得多」，實在等同白居易「三千寵愛在一身，六宮粉黛無顏色」的廿世紀版本。「我一看見你，靈魂天上飄」，亦與《西廂記》張生的「靈魂飛去半天」，異曲同工[27]。
以今視昔，如果撇開了當時因為政治原因，或「寬於讚己、嚴以責人」的自私批評態度和保守封建的冬烘衛道眼光看黎錦暉作品，我們不能不佩服其得風氣之先。無論創意、取材、用字、選音、挑節奏、編樂譜，他都走在時代前頭，難怪數十年後，識者一致推他為「中國流行音樂鼻祖[28]」和「國語時代曲之父」。而且可貴的是，他的作品，歷久常新，經得起歲月的考驗，即使在廿一世紀，仍然悅樂迷耳朵。
當然，一個黎錦暉開了風氣，如果後繼無人，國語時代曲也未必可以在上海生根並兼且傳遍全國，人人誦唱。但 1949 年前的上海，實在是得盡天時地利人和。所以難怪上海會成為中國新聲的發祥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