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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九世紀中葉，隨著租界的開闢，和商業的興盛，上海很快便成為「洋樓聳峙，高入雲霄，八面窗欞，玻璃五色，鐵欄鉛瓦，玉扇銅環，其中街衢弄巷，縱橫交錯」的國際都會，「店鋪林立、貨物山積[29]」，而且引進了自來水、電燈、電話、電報、電影和電台等種種代表著西方近代物質文明的城市公用設施和娛樂媒體[30]。上海逐漸變成民生條件最追得上時代的中國城市。
到了二十世紀辛亥革命之後，滿清帝國被推翻，上海就更肆無忌憚地現代化和洋化起來。黃浦江邊，出現了芝加哥學派的哥德式建築。一幢綠色銅瓦裝飾的花崗石大樓，是英國猶太人沙遜在此地賣鴉片發了大財之後，向世界展示光榮和傲氣的代表作。這幢當時被稱為「遠東第一樓」的建築，是亞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最豪華的大廈。那個時代的名人，像英國的大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美國電影大明星卓別靈（Charlie Chaplin），中國的魯迅、蔣介石、宋慶齡，全在那黃銅鑄造的旋轉門中進出。而高樓廣廈之外，上海還有浪漫的歐陸情懷。法國梧桐的葉子在租界的街道上迎風而舞，令上海變成《東方的巴黎》（"Paris of the East" [31]）。
這個十里洋場的中國花都，在蓬勃無比的工商業支持之下，娛樂事業，獲得空前的發展。紙醉金迷，衣香鬢影的銷金窩林立，上海在霓虹燈的耀眼輝煌裡，化作二十四小時不停運作的「不夜城」。
對音樂人來說，這個有「冒險家樂園」之稱的東方城市，吸引力簡直比巴黎還要強勁。外國爵士樂師，紛紛越洋而至。他們認為上海已成「亞洲爵士樂之都」 "Jazz Mecca" of Asia[32]），既多工作機會，又受當地人歡迎尊重，可以為他們提供在自己本國未必輕易找得的多采多姿生活。所以，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來滬的外國樂師，多達五六百人[33]。他們來自美國，來自菲律賓，也有來自俄羅斯。演奏各樣樂器的都有，風琴、鋼琴、小號、伸縮喇叭的佔大多數。而特別的是夏威夷結他。這個夏威夷樂器，本來在純正的爵士樂中，較少採用。但在上海，卻十分流行，夜總會或舞廳裡，由樂隊領班作夏威夷結他獨奏表演，是很能吸引樂迷入場的特備節目[34]。這倒真是上海自己獨有的特色，端的別地少見。
上海能成為「東方爵士樂之都」，而後來又帶領全國成為國語時代曲的始創地，重要原因，是因為這城市很恰巧地配合了時代的發展。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聲音。任何品種的音樂，無論多麼受歡迎，過了一段日子，受歡迎程度便自然而然的轉弱。這裡面的原因，十分複雜，既有人類行為因素，也有社會環境變遷，需求不同的理由，還有音樂心理學上的問題。這一連串的課題，至今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箇中原故，尚待各學術領域學者分工努力研究。
但人類不時要求「新聲」的現象，是可以肯定的。這也許是隨著人類不停進化和社會組織持續變易的必然現象，總之進入二十世紀的中國人，的確到了「人心思變」的時期。
變易也切實在進行。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辛亥革命，令中國人剪除了辮子，進入了一個沒有皇帝的年代，生活自然要隨之而改變。即使不再訴諸槍炮暴力來推翻什麼，至少在習慣上，也要轉換一下，才可以適應新時代吧﹗
二十世紀初剛剛發生過的「五四運動」，不但推動了中國文學的大革命，對中國音樂的新發展其實也有很直接的影響。至少這潮流促成了中國新音樂起步。這起步點，本在北京。「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支持留學日、德回來的音樂家蕭友梅，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開辦「北京大學音樂傳習所」。本來，蕭友梅很有抱負和理想，可惜一年之後，北洋軍閥干涉「北大」行政，蔡元培辭職，蕭獨力支撐了五年，終於傳習所被北洋政客劉哲下令改組大學，並以「音樂有傷風化」及「浪費國家錢財」為理由停辦，才無法不黯然離京赴滬，另作籌謀[35]。
上海由於有租界的庇蔭，向來風氣比北京開明開放，加上不久之後北伐成功，瓦解了軍閥勢力。蔡元培獲任命為「大學院長」，再支持蕭氏在上海創辦了第一所中國的音樂院「國立上海音樂院」。於是中國的音樂中心，自此從北京轉移上海。此後數十年，這所音樂院成為中國音樂教育的基石，和音樂界的「少林寺」，培養出人數眾多的新音樂人。國語時代曲的作者，便有不少出於門下。而其他的，也免不了受到這所後來俗稱為「上海音專」的音樂院影響[36]。
而到了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的八年抗日戰爭期間，上海因為是外國租界，即使在全國戰火漫天、烽煙四處、流民失所的苦難歲月裡，竟然得免炮火轟炸。市民躲在租界的蔭護之中，居然可以避免了顛沛流離、忍辱偷生。這是上海的特殊歷史送給這城市的禮物。不過「不知亡國恨，猶唱後庭花」的心情和壓力，難為外人道。在四周被日軍包圍，變成了孤島的地方，上海人的悶鬱和痛苦，在戲劇和歌曲找到了宣洩的渠道。一切表面看來歌舞昇平的作品，在歌詞背後，其實暗藏了不少一時之間難以看出來的反諷和暗喻[37]。可是，因為「國難當前」，仍然「弦歌不輟」，時代曲「頹廢」，「敗風壞俗」的批評，就難免時有所聞了。不過，在這八年所出現的作品，不少水準很好。如果不用「愛國」或「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這些歌曲，而以創作音樂的標準衡量，有些實在頗有價值[38]。
這不能不說是上海的因緣際會。一連串的巧合時機，配上了聚合百川的地利，這顆黃浦江口的明珠，時、地、人薈萃，發出了中國流行音樂的新光輝，也為後來港台的流行歌曲，提出了助長發育的滋潤養料。
1. 科技褓姆
即使天時地利人和得盡，事物的變易在現代社會，往往還要依賴一下科技的幫忙。好像文藝復興前的歐洲，如果不是有了印刷術令書本得以廣為流傳，恐怕教育依然還是在僧侶與貴族手中，絕難普及。
所以上海雖然在廿世紀上旬在時、地、人的條件上都有別地難及的優勢，科技的新發明，也幫了上海極大的忙。幾乎可以說，如果沒有這些新科技，上海再多時地人的優越，也未必可以在當時，成功地創出中國的城市新樂音。
令時代曲一下子就生了根的科技，是無線電收音機和留聲唱機。前者令時代曲樂聲，在同一時間，可以接觸到千千萬萬的聽眾。後者把歌唱家和樂師的演唱和伴奏，留錄了在膠唱片上，方便以後不斷地重覆播放。這是極其重要的發明。有了這兩種新的傳播媒介，國語時代曲才可以在極短的時期之內，風靡整個中國大陸。當時的國民，尤其京滬一帶地區的居民，日常生活，都離不了時代曲的樂音。有不少人甚至邊工作邊哼唱不停，好像不是曲不離口，就過不了一天似的[39]
國語時代曲這樣流行，甚大程度，是拜無線電廣播台不停推廣之賜。在電台未面世之前，聽音樂的經驗，是面對面的。演奏者在彈、歌唱家在唱，而聽眾就面對著聆聽。聽者一旦離開了現場，就馬上聆聽中斷。而且限於場地，沒有擴音設備的現場，一次唱奏的聽眾有限，和電台的每次可以接觸無數聽眾的廣播，真不可同日而語。
使國語時代曲有當天面貌的另一科技功臣，是唱片和留聲機。一九二零年代是美國「叮嘭巷」（Tin Pan Alley）歌曲流行的時代[40]，也是大型爵士樂隊興盛的年頭。湯美多斯（Tommy Dorsey），哈利詹姆斯（Harry James）賓尼古得曼（Benny Goodman）雅狄蕭（Artie Shaw）各爵士樂隊的管樂合奏唱片，早在上海上層人士流傳，而且大受激賞[41]。外資唱片公司如百代等，早已看中了中國廣大市場，自然急不及待的把這些在美國稱紅一時的樂隊演奏，介紹給旗下的作曲家，希望他們加以倣效，創作出有洋味的中國現代樂音，製造新的忠實樂迷。
電影也是幫助國語時代曲傳播的影音功臣。上海是中國電影重鎮，一直得風氣之先。法國盧米埃爾兄弟一八九五，在巴黎首映電影後的翌年，電影已於上海「徐園」的「又一村」和中國人見面了。然後上海就投入製作，先默片，再有聲，此後一直領先全國，成為中國電影製作最重要中心。那時，有聲電影面世不久，製作人特別注意聽覺效果，順理成章，加插歌曲與音樂。電影公司，更和唱片公司合作攝影片，時代曲又擴闊了傳播渠道。
有最尖端新發明科技和大眾傳媒催生呵護，更配合時代需求，上海於是絃歌處處，市民紛紛以聽歌為最時髦娛樂玩意。
上海這國際都會，向來移民很多[42]，各省各鄉的人，為了種種原因，都擠進上海灘頭，抗日八年戰爭時尤甚。兼收並蓄的創作方法，自然可以迎合各種不同口味，以今日現代市場學的眼光看來，這是「市場主導」的製作方式，不能不推許上海時代曲樂人得風氣之先，創意之外，更極有商業頭腦。
2. 創意豐盛
像所有流行音樂一樣，時代曲的主要內容是愛情。愛情主題，一向是文學作品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然，一味「我愛你，你愛我」，簡單直接，全不婉約的重覆，不足為法。但時代曲即使在始創時期，描寫愛情也非常多面。隨手翻開一本歌集，就可以看見大略的面貌。而且這些旋律，非常悅耳，難怪曲曲風行，大受小市民欣賞。
歌例 : 《騎馬到松江》（見附録）
這首由就讀「上海國立音樂學院」「理論作曲系」，後來進了「百代唱片公司」，筆名金流的劉如曾作曲，三敏作詞，男影星白雲演唱的《騎馬到松江》，是首不折不扣的情歌，但寫情的方法，別出蹊徑。那種溫柔婉約的暗示與挑逗，在廿一世紀重讀重唱，更覺另有一番滋味。「可以會情郎」句（23 - 24 小節）「可」字先一字兩拍，嘆詠一番，「會」和「情」字也是一字拖長兩音，跟着「郎」字只唱半拍，忽然停頓，欲迎還拒，欲語還休，妙不可言。
歌例 : 《桃李爭春》（見附録）
陳歌辛人稱「歌仙」，李隽青則實在是時代曲一代宗匠。這首是同名電影[43]的主題曲，雖說是在電影的特定情節要求之下的創作，創意卻也十分突出。「我是真愛你，隨便你愛我不愛﹗只要你愛我，不管你愛我不愛。但得眼前樂，隨便他真愛假愛﹗」在四十年代，如此坦率，令人眼界大開。
節奏用慢中板，曲調配合磁性女低音白光出之若不經意的嬌慵嫵媚，像有陣酒香從旋律中飄浮而出。第五小節「人兒」兩字的七度跳躍，更是神來之筆。難怪此曲一出，馬上流行，兼且歷久不衰。結句「只要有金錢，那管他真愛假愛」的生活態度，至今仍然是現代城市生活的忠實寫照。
歌例 : 《小小洞房》（見附録）
這是陳歌辛用筆名陳昌壽發表的另一首作品。原是電影《莫負青春》[44]的插曲。由以「風雪夜歸人」一劇成名的劇壇才子吳祖光寫詞。詞風典雅，正顯出當年時代曲的創意技巧包羅萬有。據說吳祖光寫這首歌詞的時候，「情絲長繞有情郎」的「繞」字，推敲再三，曾考慮「攀」、「繫」等字，最後決定用「繞」，和上句「春來場楊柳千條線」，呼應得最為緊密，令譜寫旋律的陳歌辛，讚嘆不絕，譽為「一字千金」[45]。
這首歌以「少許勝人多許」，旋律只有八句，是國語時代曲最具特色的「小調」風格典範作品。第 2 句的半音，極富地方音樂的泥土氣息。結句舊中有新，餘韻無窮。
情歌之外，其他的題材不少。像《漁光曲》寫漁家姑娘辛酸[46]，《王老五》寫單身漢孤苦生涯[47]，《新鳳陽歌》就壓根兒採自民歌[48]。其他如勸人戒煙戒毒的《賣糖歌》、《戒煙歌》，寫城市生活的《麻雀經》、《紅燈綠海夜》、《滿場飛》、《如此上海》、《瘋狂世界》等，例子更多得難以盡列。
有時，時代曲作者也會借題發揮，借歌詞來發牢騷，回應時人對時代曲的苛評。像姚莉的《帶看眼淚唱》就有：
「你說我荒唐，你不許我唱，只因為我唱了幾聲郎。
「東家的女郎多麼放浪，西家的女郎更是淫蕩，只因為我多唱了幾聲
郎，你就不許我唱﹗…..我只有帶看眼淚唱。」[49]
用歌來做「筆戰」的工具，這恐怕也是國語時代曲發展中的獨特插曲，教幾十年後做研究的人，一面失笑，一面無限同情。這類歌自然不會很多，但居然也有幾首。像張露主唱的《假如你聽到的歌聲》：
「假如你聽到的歌聲，
像是家長訓兒孫，
像是上司下命令，
你可會感到歡欣？
假如你聽到的歌聲，
像是牧師講聖經，
像是上帝賜福音，
你會感到歡迎？」
就全不婉轉，結句尤其露骨，索性說：「你需要標語嗎，又何必在歌曲中尋找？」怒火中燒得連韻都不押了[50]。當年流行上海的時代曲，還常用最流行的語言。英文的 Miss and gentleman [51]和前所未見的的詞彙「原子彈」[52]一開始流行，就馬上在歌詞中出現。這是緊貼生活的創作方法，影響深遠，後來的港台流行曲作者爭相傚尤至今，但始終未能超越上海當年廣泛的題材。
3. 紅星演唱
娛樂事業，需要閃耀的明星人物，來吸引觀眾注意力[53]，從而促使他們加強消費行為。否則，再精彩的創意，也會成浪費。幸而上海興起的國語時代曲，有一群各擅勝場的歌手演譯。她們吸引了聽眾的注意，令上海娛樂事業非常蓬勃。娛樂商人，眼看這新興行業的賺錢潛力無限，於是甘詞厚幣，拉攏有歌唱才華的人，加入行列。日間在電台廣播，晚上就在俱樂部、夜總會，或舞廳演唱。不少還藉此加入電影行業，成為演員。時代曲和電影、電台，互相扶持，相輔相承，互為因果，全上海的歌唱行業，開展得飛快。
這群歌唱紅星，有不少來自當時頗為流行的歌舞團。早期的時代曲，根本很多源出這些表演團體的節目。因此團中歌舞演員中成績較好，或已有聲名的，如嚴華、王人美、黎莉莉、龔秋霞、白虹、張帆、周璇等，就很自然地成為唱片歌星[54]。此外，「歌詠社」也是歌星溫床，姚莉、姚敏、梁萍、張露都是透過「歌詠社」入行的。廣播電台，也經常公開招考新人，吳鶯音就是這樣脫穎而出而加入了歌唱行業。另一個歌星來源，是電影圈。有些電影員，雖然歌藝一般，卻因為早有號召力，對唱片銷路，起顯著的積極作用，所以都開始唱起時代曲，兼灌錄唱片。胡蝶、顧蘭君、李麗華、徐來、白雲、金燄、趙丹、梅熹等男女影星，全部出過唱片，有過傳誦的歌曲。而其中表表者是白光；她的強烈個人風格，開啟了時代曲新路，成為低音女歌手的代表人物。
而受過正統音樂兼美聲唱法訓練的歌唱家，如郎毓秀、李香蘭（山口淑子）、歐陽飛鶯，雲雲（屈雲雲）等，也紛紛被拉攏入行，發展了藝術時代曲的路向。
同時，歌星更成為大眾心目中時髦偶像。他們的打扮、化裝、髮型、衣著，無一不成為一般小市民的模倣對象。而當時在上海湧現如雨後春筍，紛紛冒頭的娛樂消閒雜誌，也開始刊載她們的照片和私生活消息。他們走紅後，收入異常豐盛。吳鶯音「一個月一條大條」的歌酬，實在令人咋舌[55]。
4. 競奏新聲
時代曲歌星，除了走「藝術時代曲」路線的幾位之外，大部份採用「自然發聲」方法演唱，既悅耳，也易學，不必受什麼嚴格訓練，即可隨口唱出。這種平易可親的歌唱方法，接近生活，自然受小市民擁護。
為歌星伴奏的樂隊，也不是泛泛之輩。前面提過，當時上海的外國樂手，多達五六百人。其中精英如青年黑人小號手 Buck Clayton，後來回美，馬上成為著名「貝西伯爵樂團」（Count Basie Orchestra）的獨奏樂手[56]。
不夜城夜上海，在華燈初上的時候，銷金窩就開始準備恭候貴客光臨。這些供人客聽歌跳舞作樂的娛樂場所，各種等級都有。既有供外國船員水手尋歡的小酒吧；有紳士淑女交誼進餐，低等華人，恕不歡迎的洋派俱樂部；更有金碧輝煌，建築歐化，裝修豪華，衣香鬢影，車水馬龍的夜總會，和單是入場費便等於小市民一天收入的「四大舞廳」。當年《新聞報》描述其中的「百樂門」，有這樣的記述：
「一塔矗然，入夜放其異彩。漫立遠視，氣象巍峨，登其樓，廊腰縵回。方疑無路，忽見燈光燦爛，另是一種境界。而樓之上更有樓，左右垂梯，拾級可登其上。更有舞池，界以欄杆，敷以雅座。舞罷小坐，憑欄外觀，別具幽致。……樓上舞池為玻璃地板，光滑如鏡，淨不容唾。玻璃地板下置燈光，燈光由下反射其上，人舞時，幻有各色，絢爛奪目[57]。」
舞廳的樂隊，多聘自菲律賓。由六、七人至二十人不等。後來這群樂師如「仙樂」領班洛平（Lobing Samson），在一九四九年前後紛紛南下香港。大大提高了香港樂壇的水平。
至於俱樂部和大夜總會，或用白俄樂隊，或用美國黑人爵士樂隊。前文提及的 Buck Clayton，領導他的 Harlem Gentlemen 在「逸園」狗場跳舞廳登場[58]。據美國加州大學佰克萊分校學者鍾斯（Andrew F. Jones 2001）考証，一九三六年已有美國爵士音樂家在《拍子機》（Metronome）雜誌，撰寫長文《中國需要美國樂隊》（"China Needs American Bands"），顯見當時上海，對美國爵士樂隊，需求甚殷[59]。
但另一奇怪現象是夜夜笙歌的上海歌壇舞榭，竟完全沒有中國樂師組成的跳舞樂隊在一級的場所駐場演奏[60]。這現象要到後來多年才改變。形成這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上海人崇洋成風，事事喜歡泊來。流風所及，樂隊也唯洋是尚。娛樂場所的老闆，也歧視華人樂隊。二是上海雖然有了「國立音專」，也有不少移民來滬的白俄大師，訓練喜愛音樂的青年，但正統音樂，與爵士音樂的演奏方式完全迴異。正統音樂要求按譜而行，一音不易兼一絲不苟。爵士卻崇尚自由，主張演奏者隨演奏時情緒和靈感，即興演繹。所以不同訓練的樂師，很少可以兼擅。第三個原因是國人向來對樂人歧視，即使進步的上海，在娛樂場所演奏伴舞的音樂人，仍被稱為「洋琴鬼」，時遭白眼。有這樣的原因，加上人材嚴重缺乏，所以即使樂隊求過於供，華人樂隊亦未出現。但到了後來，形勢改變。首先是上海青年金懷祖（Jimmy King）因為酷愛爵士，拜「仙樂」菲籍樂隊領班洛平為師，習夏威夷結他。藝成之日，受老師之聘，任「仙樂」樂隊結他樂手，並兼任英語歌星[61]。
然後，金氏被「百樂門」舞廳挖角，以首隊可和菲籍樂隊分庭抗禮的華人爵士樂隊姿態出現。大事宣傳之後，聲名鵲起，很受歡迎。隨之而來，「國立音專」修聲樂及大提琴的黃飛然也組成樂隊，並以美聲方法，在舞廳演唱時代曲。跟着這些成功先例，華人樂隊開始蔚然成風，到後來，加入行列的樂師，竟達數百人。上海解放後數年，此風仍然未歇，要到 1953，「三反五反」運動之後，才完全停止。
據姚莉憶述，外資唱片公司如「百代」等，當年都有龐大樂隊。新創作的旋律，交公司的音樂主任編成管弦樂伴奏。「百代」樂隊，全由白俄樂師組成，他們的演奏技術，水平很高。國語時代曲令國人如痴如醉，和這些高水準的伴唱演奏，有極大關係。擔任管弦樂和配器編排（orchestration）及指揮的都是此中高手，如黎錦光、陳歌辛等人。他們訓練有素，技巧純熟，而且噱頭很多，口琴、手風琴、夏威夷結他等一般歐美流行音樂少有採用的樂器，都一律用上，務求聲音新穎，令歌迷有新奇的意外之喜[62]。
節奏方面，為了配合夜上海的歌舞昇平，都採用美國流行的社交舞節奏。三拍的「華爾滋」（Waltz）、四拍的「蝨跳步」（Jitterbug）和「狐步」（ Foxtrot ）、 拉丁美洲式（ Latin-American ）的倫巴（ Rhumba ）、探戈（Tango），總之合用就挪用，絕不客氣[63]。這種競出新聲的音樂創作，國人聞所未聞，於是不可一日無之。
另外促使時代曲流行的一個原因，是為了配合 78 轉唱片，歌曲的時間長度，不能超過三分鍾。時代曲一首歌，不過三分鐘上下，大大配合匆忙的上海生活，當然比和城市節奏脫節的傳統音樂受歡迎了。
何況，數分鐘一曲的長度，最適宜電台的商業運作。播唱人短短一段介紹詞，再加一首歌，就可插入廣告時段，聽眾絕不會因為節目冗長而注意力消失或轉移，正切合廣播電台的需要，令傳媒的特性，得以充份發揮[64]。
5. 實力背景
令國語時代曲興盛的另一個非常重要而通常受論者忽略的原因，是這些歌曲的製作背景。時代曲絕大部份是跨國公司的出品。像英商「百代」，美商「勝利」都財雄勢大，而且饒有經驗，對市場推廣和發行網絡的創建，肯定勝人一籌。而且他們對行業運作暸如指掌，無論創作和製作，都有一套國人未及的執行方法。他們利用上海租界所提供的方便，推行殖民主義資本家的商業手法，所以成績遙遙領先。華資唱片公司，被他們遠遠拋離，根本不是對手。
國語時代曲的興起，全賴傳播科技無線電廣播和留聲機。有了這兩種新科技，歌曲才會變成唱片。唱片把歌唱和音樂演奏的現場實況，化成可供市場買賣的商品。有了唱片，音樂才真正流行，真正大眾化。
這是很重要的變化，一下子把從前必須現場聆聽的欣賞音樂方式改換。聽眾自由了，不必再到現場，安坐家中留聲機前就可以舒適地傾聽喜愛的音樂和歌曲。唱片凝住了現場唱奏，可以永無休止地一次又一次重現。從前必須在現場的小眾，變成大眾。
中日戰爭之後，上海家家戶戶，都有收音機。而通衢大道，或橫街弄堂，都可以聽見擴音大喇叭，扭足音量在播放電台節目。那時沒有音量管制，因此流行歌時代曲，到處可聞[65]。
每面只能盛載三分鐘音響的 78 轉唱片，不利古典音樂錄音，卻極為適合時代曲這新興歌曲品種。這種製作上的先天限制，催生了美國流行音樂的 AABA 標準曲式。
受僱於外資唱片公司的作曲家，漸漸也受到影響，開始用 AABA 式創作國語時代曲。這曲式和中國傳統民謠或戲曲大不相同，在隨後章節，有詳盡論述。
唱片本來就是商品。商品標準化，由市場需要促成。時代曲創作在始創階段，曲式自由，未趨標準化。後來，逐漸摸索到現代社會消費市場規律，開始遵照一些成功的模式來運作，於是市場根基，更形鞏固。
「百代」和「勝利」兩大公司，一英資一美資，在 1932 已分別年產二百七十萬及一百八十萬張唱片，佔據了全國音樂市場的冠亞軍位置[66]。冠軍「百代」公司，從無到有，不過短短二三十年，行銷網絡，已遍及全中國，並且遠達東南亞[67]。製作設備如錄音室、印片廠等，一應俱全，而且器材先進[68]，華資同業難以與之競爭，只好瞪眼看着本國唱片市場，被跨國外資公司瓜分[69]。
6. 影響深遠
上海創造的國語時代曲，是我國廿世紀通俗音樂文化先鋒。以後港、台兩地的流行曲，其實都由國語時代曲開展出來。殖民文化帶來的歐美流行曲創作手法和配器方式，和中國民間傳統音樂，巧妙地結成渾然一體，變成一種嶄新、悅耳、切合生活的現代娛樂商品。
雖然作品或因衛道，或因政治，或因歧視引起了各式各樣批評，卻無可否認，上海的國語時代曲，甚受歡迎。以今視昔，當年大量生產的作品，固然有其不足。但這正如百花齊放的大園圃，燦爛春花叢中，難免也長着蕪雜的野草荊蓁。不過，如果凝神細望這些滬上奇葩，又會發現，其中精緻品種，似非後來之輩，所能企及。這些上海的特產，經歷數十寒暑，其間受過史無前例的打壓，至今餘香猶在，實在經得起時間考驗。所提供的文化滋養，也孕育了不少成功的港台後輩[70]。
香港流行曲在 1949 後的發展，上海影響，處處可見。無論創作、製作、行銷、推廣、存在有上海當年影子，令人不得不相信，歷史時常在自我重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