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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上海餘韻．LP 重溫
六十年代，因為前後每面各可裝載半小時音響的 331/3 轉長行唱片（Long-Play Records）面世，「百代」此時推出了一系列舊上海的國語時代曲。這時期，口味漸變的香港歌迷，追求當年時尚的熱潮，自不似從前。但仍然有一群時代曲忠實追隨者，對上海的流風餘韻，念念不忘。因此當「百代」把周璇、姚莉、白光、白虹、龔秋霞、梁萍、吳鶯音及歐陽飛鶯等以「歌星專輯」或「名曲合集」包裝出現的唱片，也有一定的市場[33]。
這是跨國音樂工業機構慣常的發行手法，利用已有庫藏舊目錄（Back Catalogue），以新面世的唱片形式再度推出。除了宣傳和包裝之外，成本幾近乎零。「百代」擁有國語時代曲最大庫藏，於是馬上照母公司的發行手法，既可增加唱片總銷量，又為旗下歌星，增強聲勢，更為公司營造「唯我獨尊、歷史悠久」的形象。而一舉數得之餘，國語時代曲，亦再得一次新生機會。
(f) 港產情歌．新人崛起
流行音樂，向來由「情歌」帶領潮流。對青年人來說，那個少年不善鍾情？那位少女不善懷春？戀愛是青年時期生活的首要大事。在社交舞會，大跳「薯仔舞」（"Mashed Potato"）「阿哥哥 」（"Agogo"）和「扭腰舞」（"Twist"）之際，自然需要節奏強勁的快拍子歌曲，但喁喁細語，互訴衷情或朝思暮想，不絕相思的時刻，抒情的「情歌」就大派用場。從歌曲實際用途上看，流行曲以情歌為主的現象，是簡單不過兼非常合理的。
國語時代曲在六十年代，和黃梅調歌曲幾乎同時，出現了多首旋律纏綿，歌詞詩意，編樂優美的情歌佳作，如《不了情》《痴痴地等》《問白雲》等。這些好歌，大大提高了國語時代曲在香港歌迷心中的地位。因為上海國語歌自然精彩，可是到底是上一代的歌曲，對青年男女來講，不免帶着一些舊建制（old establishment）的過時味道，不像新出爐的港人港歌那麼富現代感。當然，作曲和寫詞的，都是上海南下的人，不過，大家早已在獅子山下共處多年，都是有「身份証」的香港居民，界限開始漸淡。而且，香港人有個共通的「認貨不認人」特點；歌好，自然就欣賞。外省本省，何必理會？
這批好歌的作者，是王福齡。他在上海時代，學過口琴，是上海口琴大王黃慶勳的學生[34]。來港後，一度任李厚襄副手，後來開始作曲。幾首崔萍主唱的名作《今宵多珍重》《南屏晚鐘》令王聲譽鵲起，進「邵氏」任音樂主任，寫了不少電影歌曲。《不了情》[35]令他更上一層樓，成為與姚敏、李厚襄鼎足而立的大師，也令顧媚成為紅歌星。這首歌，音域廣闊，達十三度之多，並不易唱。歌詞為六句體，也與常規歌詞格式不同 (見附録 -頁 192)。
但旋律起伏迂迴，進行出人意表。像首句，先由三個低音譜出第一聲「忘不了」，跟着九度跳，躍上中音部，再一句「忘不了」，那種餘情來了，無法忘懷的情感，就此湧現。全曲經常在 Sol La 兩音徘徊，更得盡纏綿往復之妙。中段高拔一句下行，再中音一句稍作上行之後又滑落，欲語還休。復更從最高音搖下，於是愛恨交纏的況味，隨歌詞短句，盡情傾出「一聲聲，難了﹗難了﹗」的淒酸愁苦。這首歌真可以引出天下有過類似經驗的人，無限共鳴，實在是港產情歌中不朽經典。難怪流行至今，依然傳唱不輟，沒有因為歲月沖擊而稍有褪色。
六十年代初，同時崛起的新人，最受觸目的是作曲家顧嘉煇，他在五十年代末已經任職夜總會樂隊領班，也曾為李厚襄主理的「飛利蒲」唱片編樂[36]。到六十年代初，「邵氏」《不了情》電影歌詞公開徵求旋律，便以《夢》一曲入選。後來，為《血手印》作曲配樂，其中插曲《郊道》(見附録 -頁 194)，模倣國產電影《楊門女將》中穆桂英唱段《高撥子》，大受好評。到 1967「無線電視」（TVB）啟播，任職音樂主任，自此扶搖直上。顧氏勤奮好學，而天才橫溢，自習鋼琴不久，便已露出頭角應聘為高尚夜總會樂隊領班，與菲籍樂師分庭抗禮。他在編樂方面亦具功夫，下章自會論及。
王福齡和顧嘉煇的電影歌曲，推動了一連串的「電影原聲帶」，成為香港唱片界的新傳統，令國語電影歌曲，在六十年代中期，多了幾年蓬勃。
其實，國語時代曲到了這《不了情》時代，已經開始擺脫了上海的影響，建立了自己的風格個性和面貌。這些香港時代曲，本來依附着電影面世，但在電影被遺忘之後，歷久不衰，依然受人傳唱，可謂影響深遠。這些有「香港面貌」的歌曲，流行的範圍，遍及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越南和美加的華僑聚居地。連泰國、韓國這些非華語地區，也有把歌曲改為當地語言而流行一時的例子。香港音樂文化影響外地，實由此始[37]。
(g) 工廠姊妹．支持偶像
60 年代，香港製造業成為經濟支柱、新移民的下一代已經長成為青少年。他們有些成為學生，另一些，受了幾年學校教育後，便投身社會，成為製造業工人。紡織、製衣、電子、塑膠行業，特別適合女性，吸引了大量少女加入。這群工廠姐妹，看粵語片是她們的最大消遣。她們的消費能力，令本來已經衰敗的粵語電影，有了轉機。不過，超齡老牌影星，再不能吸引這些青春少女，銀幕上必須有她們全情認同的偶像[38]。
由童星長大成為玉女的演員，蕭芳芳和陳寶珠一起成為這群少女的偶像。二人旗鼓相當，而以陳寶珠略為佔優；大概身兼純情少女與俏郎君的「雙性」魅力，因此特別受歡迎。她們的歌喉，其實不能算好，蕭芳芳後來更索性請聲線近似的韋秀嫻代唱。但只要唱片標出她們名字，銷路就有保証。蕭、陳「電影原聲帶」唱片，佔了粵語唱片大部份[39]。
粵語片的製作費，大遜國語片。因而聲帶的音樂費亦少得可憐[40]。不過，工廠姐妹往往不辨精粗，只要有「寶珠或芳芳姐」聲音，就購買如儀[41]。
但「拾步之內，豈無芳草」？這些製作遠遠不如港產國語時代曲的粵語電影主題曲，間中亦有奇葩出現。
像一九六六年左几詞，于粦譜曲，韋秀嫻代女主角苗金鳳唱的《一水隔天涯》(見附録 -頁 196)，就水準奇佳。此曲嗣後風行數十年，為不少大歌星重唱或改編 [42]。這首「先詞後曲」的歌結構甚佳。不但首尾呼應，每句旋律進行，亦饒有法度，格局渾成，真是傑作。
不過，粵語電影歌曲，好景不常。粗製濫造的商品，必不久長。到一群工廠姐妹長大，結婚生兒育女，再不能為芳芳或寶珠姐捧場的時候，粵語電影就日趨沒落，陳寶珠亦息影而去，不再銀幕上出現親切笑容了。
這一陣狂捧偶像的熱潮，催生了此地普及文化的奇特現象﹕芳迷珠迷聯群結黨對壘。現象的形成與影響，可惜似乎還未有文化研究學者詳加分析。而奇怪的是，在八十年代中葉，譚詠麟與張國榮歌迷亦有類似情況出現。
(h) 披頭襲港．青年組 BAND
在廿世紀影響全世界流行音樂樂壇的大事，是六十年代中，「披頭四」（"The Beatles"）的出現。而不但影響樂壇，更史無前例地令社會人士教師及家長關注的，是這隊當時被傳媒稱作「狂人」的英國青年結他（guitar）樂隊在 1964 年六月來港。在此之前，香港青年樂迷，迷上「貓王」皮禮士萊和白潘（Pat Boone），家長和教師及社會衛道之士雖不鼓勵，也沒有大聲譴責。但這次不同了，香港的兩大報章，其一《星島日報》標題說「港警警員親率隊應變」「社會人士注視青年反應」。其二《華僑日報》說﹕「今日狂人從天而降，機場可能爆出狂戲」「警察小心翼翼已作最壞的打算，準備在狂人所到之處控制局面」[43]。
當年《中國學生周報》做了個「狂人問題專號」，訪問中學校長。他們說﹕「影響青年人走向瘋狂道路、放肆道路。」「我認為不應讓狂人樂隊之類在香港演出。」「香港風氣已經這麼壞，阿飛已經這麼多，難道還要提倡這種瘋狂的東西，製造更多阿飛嗎？[44]
流行音樂，向來招惹社會關注，中外都一向如此。其中的原因很多，文化研究學者亦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而且似乎還要多加深入研究，才可以找出箇中深因。不過這次披頭士來港又離去，香港青年卻未如教育家們所說，走上瘋狂或放肆的道路，不但阿飛沒有增加，社會風氣亦似乎和從前沒有兩樣。但是「披頭四」來港，卻真的改變了香港樂壇。青年人紛紛組成樂隊，掀起樂隊熱潮。
本來，青年自組樂隊，不是什麼新奇事。五十年代，黎小田、陳欣健等便參加過結他樂隊，在夜總會演奏。菲律賓樂人的下一代，多數耳濡目染，很小年紀便學樂器，所以很多都自組樂隊，像 D'Topnotes, Blue Star Sisters, Reynettes, Dandan Brothers,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等。而「披頭四」匆匆來去，更引起香港青年急起直追。華籍與外籍都坐言起行，許冠傑的「蓮花」（"The Lotus"），陳任的 "The Menace"，Joe Junior 的 "Side Effects", Teddy Robin（泰廸羅賓）的 "Playboys","The Mystics"，"The Zoundcrackers"，"The Continentals"，"The Powder Puffs" 等，在尖沙咀的夜總會如「碟仙」（The Scene），「拉丁屋 」（Latin Quarters），「碧瑤」（Bayside），「金冠」（Golden Crown），「炮仗吧」（The Firecracker）等穿梭流連，交換最新樂訊和客串演出[45]。
在這時候，新唱片公司「鑽石」（Diamond）成立[46]，用新面世不久、每面裝載兩首歌的45轉印唱片，和剛發明的「立體聲」Stereo 錄音，亦在青年歌迷中，流行過一段時期。但歸根結底，本地製作的英文歌曲，始終難成氣候。青年樂隊，一般來說，技術生澀，興緻勃勃而效果未佳，所以唱片銷路，未能真正打開。「鑽石唱片」過了短短數年，也改組合併。
六十年代的樂隊熱潮，對香港樂壇的影響是造就了一批音樂專才。如許冠傑，後來成為粵語流行曲身兼作曲寫詞演唱及推廣於一身的大功臣。陳任成為推動香港音樂極為有力的唱片騎師（disc jockey）先驅，泰廸羅賓在當演員和導演電影之餘，也兼職成為作曲家，寫過幾首名曲。行外較少人知的幾位樂隊成員如鄭東漢[47]，馮添技[48]等，都成為唱片公司首腦。戴樂民（Romeo Diaz）原是 Danny Diaz and the Checkmates 的鍵盤手，今天成為得獎無數的電影配樂家，編樂家和廣告音樂首屈一指的製作人[49]。當年即使只是技術平平，但全情投入的香港音樂青年，經過多年浸潤，人人獨當一面，成為香港樂壇有力台柱，把此地流行音樂推至後來的顛峰。
此外，不可不提香港電台英文台的節目主持郭利民（Ray Cordeiro），他的電台節目，經常介紹青年樂隊，令這些樂隊廣為人知，推波助瀾，令樂隊熱潮有聲有色，功勞很大。[50]
(i) 歌唱比賽．發掘新星
六十年代，香港青年對流行曲的熱烈支持，實在是很普遍的。電台紛紛開始點唱節目，抓住這群青年聽眾。本來歐美流行曲只在英文電台播放，但因為年輕聽眾，受歐美兩影響的太多，終於中文台也播送起歐美流行歌。黃志恒、許綺蓮、詹小萍等本身是歌手的青年人，因為對歌曲熟悉，很自然地成為點唱節目主持人。
而文字傳媒和聽覺媒介，看準了時機，時常聯手舉辦歌唱比賽，令青年人對流行曲的熱愛，找到表現渠道。從一九六Ｏ年起，當時銷路最大的《星島晚報》開始主辦「全港業餘歌唱比賽」，並由「麗的呼聲」轉播，極其成功。每年吸引到一班青年參加。而所設組別，有「歐西流行曲」，有「國語時代曲」，有「藝術歌曲」，也有「樂隊組合」，但粵語歌組別欠奉。這種態度，清楚反映出當時傳媒對流行音樂的看法，也影響了香港青年，形成一種「粵曲不入流」的心態[51]。
其他傳媒如英文「星報」（Star），「麗的」電視，香港電台等也見獵心喜。群起主辦同類比賽，一時"Talent Quest" "新聲處處聞""初試新聲"等節目不絕如縷，劉淑雯 [52] 、詹小萍、杜麗莎（Teresa Carpio）、露雲娜（Rowena Cortes）等歌星便是透過傳媒公開歌唱比賽，而進入香港樂壇的。
這些歌唱比賽，不但對發掘新人極有效果，對樂壇推廣，亦很見作用。香港樂壇，此後數十年，不少紅星通過這些渠道，躍進流行音樂界，令樂壇新血不停湧現，年年出現新銳的生力軍。
(j) 巨星殞落．時代終結
在一片英文流行歌熱潮中，國語時代曲的地位，開始逐漸下降。崇洋的青年，懂英文而不懂國語，對時代曲自然有已隔一層的感覺，吸引力大大不如歐美流行曲。「百代」公司雖然針對這一需要，嘗試用「中詞西曲」作品力挽狂瀾，但一來演譯歌星，歌藝不如外國原唱者，二來製作上舶來與本地，始終有區分，價錢相若產品，何必取「效顰」品種？
其次，「百代」公司南來之後，極快已擊退競爭者，自此一直雄霸唱片業領導地位。沒有競爭，自然不免漸趨保守，不思進取。在推廣方面，下的功夫，更嚴重不足，比起新成立的「鑽石」唱片，手法一舊一新，已經非常顯著。
國語時代曲的創作行列，在這時期，亦出現嚴重人才不足。國語歌唱片流行，作品需求量突然增大，而入行者少，於是求過於供，創作人應接不睱，質素難免不易保持。加上在六十年代，兩位時代曲巨擘，相繼去世。李隽青 1966 年仙逝，姚敏亦在 1967 去世，擎天雙柱，一年內突然崩塌，時代曲的局面，就此無法不改變。港產時代曲領盡風騷的《不了情》時代，開始告終。
(k) 「無線」開台．歧視仍在
1967 年，香港傳媒局面，又起轉變，「無線」電視宣告開鑼，香港電視，進入彩色世紀，而且不用接駁地線，就可以享受到免費娛樂。
本來，有了直達上中下各階層的全新家庭媒介，對粵語音樂的歧視理應開始改變。1968 年左右，粵語片開始低潮，到 1969，幾乎完全停產，音樂界等於出現了「母語真空」，廣東話歌聲除廣告歌外，已在空氣中消失。這是個很不合理的現象。可是，即使已有人察覺到這畸形事實，在重要傳媒上，對廣東歌曲的歧視依然[53]。
「商業電台」因為有粵語歌強人周聰坐鎮，往往在廣播劇加插粵語主題曲，但居然也不時要向積習甚深的歧視投降，像由該台營業部經理鄺天培作曲，周聰填詞、林潔主唱的《薔薇之戀》同名廣播劇主題曲[54]，竟是國語的。這是荒謬透頂的事，粵語廣播劇，主題曲要用國語唱出﹗
可是，這現象在「麗的」電視和新成立的「無線」電視，同樣出現。當時，張清監製的電視劇有主題曲，用的正是國語歌[55]，而顧嘉煇當了「無線」電視音樂主任，為該台寫的電視劇主題曲《星河》[56]也是國語。粵語戲劇主題曲，居然主題曲用國語，顯見粵語歌曲到 60 年代末，仍然被大眾公認不登大雅。
這本是很荒謬的現象，自己的母語，居然歧視？不過，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附錄頁 207)、《飛哥跌落炕渠》(附錄頁 208) 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廿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
所以，香港人要到自信完全確立，「香港人」的身份觀念基礎建成之後，粵語流行曲才重現新生。不過，到這時侯，粵語流行曲的水準，已和從前大不相同了。
（B）包容的社會
香港到了 60 年代中，已變成了個很包容的社會。62 年新移民潮再起，同胞翻山涉水而來，香港人義不容辭，伸出援手。本來，廣東人一向歧視外省人，把非廣東人叫做「撈鬆」[57]，或「上海佬上海婆」[58]，但十多年下來，開始衝破了省籍觀念，而且多了點同舟共濟的意識。
政府的積極不干預，令港人明白自求多福是上算，團結比分化好，到廣東青年人開始吃鍋貼，小籠包，北京填鴨，狗不理包子和上海粗湯麵，上海少女愛上蝦餃、燒賣和清蒸海鮮之後，省籍分野就隨下一代的友誼而逐漸淡化。
何況，港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兼容一切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影響到胸襟。港人眼光，開始擴闊。加上經濟條件越來越好，物質充裕，當然有利文化多元[59]
1. 只求歌悅耳．歡迎紅星來
港產粵語歌不獲青睞，港產時代曲又日漸衰落，大部份港人，也不能像英文書院中學生終日聽歐美流行曲點唱，或組織樂隊自娛。在音樂娛樂方面，他們有什麼選擇？選台灣的國語時代曲。
60 年代，香港掀起瓊瑤小說熱，帶動了台製電影來港公映。一部《意難忘》頗為賣座，自此台製時代曲登陸香港。到 60 年代末，娛樂商開始主辦台灣歌舞團如「藝霞」等來港登台。這類歌舞團，遠溯上海的「明月」「梅花」等組織，近學日本「松竹」「寶塚」，以大堆頭歌舞，色彩斑爛的服裝吸引，為港人前所未見。於是賣座奇佳，引來台灣歌星來港登台熱。全台灣最紅歌星，姚蘇蓉、歐陽菲菲[60]、楊燕、憶如、青山、李亞萍、劉朗、謝雷，陳芬蘭、鄧麗君、林沖等人魚貫登場，而都受港人歡迎。
香港人這時經濟充裕，消費能力日高，再不吝嗇娛樂花費，也樂於接受令人耳目一新，質素有別於香港歌手的台星。
台灣歌星擅長在大歌廳做表演獻唱。登台衣飾，一般來說，比較華麗，多數閃閃生輝，七彩繽紛，眩人眼目；而舞台技巧，動作也比香港歌星戲劇化。載歌載舞之餘，往往整個人隨樂曲終結的強拍和弦轟墜台上，為觀眾帶來出人意表的驚喜。他們登台又習慣大堆頭，一團十餘眾，每人輪流獻唱兩至三支名曲，觀眾於是覺得陣容強大，紅星有似走馬燈般不停眼前出現，值回票價。
台灣歌曲那時流行「中詞日曲」。日本流行歌一般多用六音音階寫成[61]。有短調（minor key）氣氛而東方韻味較強。精通日語女詞人慎芝根據台語歌曲傳統，用日本流行旋律改填中詞。慎芝夫婿，是台灣最紅電視歌唱節目《群星會》的音樂總監，對選曲方面，有獨到眼光。因此採來寫成國語歌詞的日曲旋律，盡屬佳作，來港獻藝的台灣歌星，選的曲目大都是這類中詞日曲，自然也甚合港人口味。
台灣國語歌受歡迎的另一原因，和他們結他手用震音的方法有關。60 年代是美國樂與怒音樂（Rock and Roll）極盛的時代。樂與怒樂隊全部採用電結他，電低音提琴等樂器，而時常在演奏中加上擴音器變聲（distortion）及迴響（reverb）。台灣樂手別出心裁，喜歡在每句樂句尾音用電結他的手掣搖擺，製造出一種很特別的電子顫音（tremolo）來。這方法，正常來說，結他手只偶一為之，但台灣結他樂師卻幾乎每句必用，因此創出了一種別地所無的「台灣聲響」。在性好新異，崇尚新聲，而又對音樂常規未必了了的香港聽眾來說，這正是新的聽覺享受。
台灣國語曲詞，寫法喜歡直接了當，纏綿蘊藉不是寶島詞人所喜。例如《一寸相思一寸淚》(見附録 - 頁 197)，一開腔，已經毫不婉轉地唱：
「你﹗你﹗你沒有一點良心，
沒有一點真情意，
我把愛情，生命獻給你，
為何你不理？」
這真是全不浪費詞句，單刀直入，剖腹見心的白描。
又像一首﹕《太太是人家的好》(見附録 - 頁 198)
「太太是人家的好，
太太是人家的好﹗
人家的太太呀，
生就那好容貌，
眉毛彎彎用不着另外描﹗」
正是絕無客氣，坦白得令人口定目呆。
但卻也聞所未聞，符合「耳目一新」之道，所以一接觸就會覺得和港產時代曲的規矩斯文，大異其趣。於是香港街頭巷尾，電台電視，盡是《負心的人》《醒來吧﹗雷夢娜﹗》《今天不回家》的台歌歌聲。
和台灣紅星差不多同時空降香港的，還有星馬的鄧小萍、黃清元、櫻花、凌雲、莊雪芳、舒雲等，為香港歌迷，提供了更多選擇 [62]。這些歌星，往往趁來港之便，在香港灌錄唱片。像姚蘇蓉，就為「娛樂唱片」錄了《愛你三百六十年》。鄧麗君亦留港拍攝《歌迷小姐》[63]，林沖更和「邵氏」簽約，拍了《大盜歌王》和《青春萬歲》[64]。洪鐘就索性在此居留，成為港人，並和溫焯光、麥青組成「巨人合唱團」，經常在電視及香港的歌廳獻唱。
2. 歌廳新娛樂．聽歌成時尚
隨着經濟起飛，香港人和東南亞的交流漸趨頻密，除了商業往來，香港中上階層開始流行到經濟發展未如香港的地區消費消閒。有所謂「噴射機幫」的 Jet Set，經常坐着噴射機飛來飛去，購物渡假。只需一小時飛行旅程的台灣寶島，成為他們喜愛的休憩樂園。台北在六七十年代盛行歌廳的娛樂習慣。終於跟着歌舞團和歌星登台受歡迎的熱潮，吹到香港。《綠島小夜曲》時代，台灣風變成時尚。
香港從前就有粵曲歌壇，在茶樓舉辦，所以聽歌的習慣，對港人來說，應該不算新鮮。但因為歌壇早變成為小眾玩意，現在大規模流行，反成為新潮時尚。描述聽歌心態，香港才女亦舒說﹕「近來也頗去聽聽歌。其實聽歌呢，是低級趣味的。不過做人，偶然低級趣味一下，也沒有什麼不好。…..誰笑得暢快點呢？聽《今天不回家》那個，抑或讀《優力息斯》[65]的那個？不問可知…..看看歌女各式各樣的旗袍、晚裝，看看她們臉上的化粧，鞋子配得怎麼樣，這確是娛樂。…..每天晚上換地方聽，也可消磨不少的時間…..。於是偶而有空，咀裏也哼哼歌詞，多可怕，女朋友一個個眼睛瞪得銅鈴似的，側起耳朵，不敢置信。時代曲便是這樣子，不聽好好的，聽成了習慣，不太對路的習慣。但是流行嘛，遇到了什麼相熟的人，話說盡了，說時代曲，不錯。[66]」
看她這篇文章，就可知歌廳在那時如何蓬勃，連滿肚墨水的雙語才女，也不能不順應潮流，隨俗一番。
那時的唱廳歌星來源，有台灣的、有星馬的，也有香港的，全沒有地域歧視。而且漸漸，粵語流行曲歌星也可以在歌廳出現，這不能不說是香港粵語流行曲在七Ｏ年代中成為主流的先聲。
「那時候，所有歌廳夜總會都以國語壓陣，台柱必是台灣歌星，唯一可與台灣歌星在酬金上或號召力上較一日長短的，只有一個唱粵曲的鄭錦昌，所以當時鄭錦昌一晚走三四個場子。」[67]這是專欄作家秋子的說法。
鄭錦昌之外，還有一個來自星馬的麗莎。前者以一曲《唐山大兄》走紅，後者以《相思淚》成名。兩人打破了傳媒對粵語流行曲的歧視，開始在「無線」電視露面[68]。不過，進入 70 年代，香港人的自我身份有了改變，不合理的母語歧視，開始逐漸減弱，社會更形包容，終於一曲《啼笑姻緣》，改變了香港流行曲的路向。香港人，找到了自己獨特的聲音。
（C）結語
《不了情》時代和《綠島小夜曲》時代的香港社會，不是完全平穩的。其中也頗有動盪。1962 年，大陸難民湧入，增加了港府在基本條件供應如食水、居住、交通的壓力。而貧富不均，社會不公，從未消失。但在崇尚實際的香港，這些現象，卻不是構成動亂的主因[69]。1966 年因「天星小輪」加價，和 1967 年，受大陸「文化大革命」巨浪餘波觸發的暴動，很快便平息，也沒有嚴重地影響社會結構。這些動盪，反而催促港府採取了一連串措施來穩定社會，包括通過新勞工法例，和加強對婦女和青年的保護。勞工工時大大縮短；有薪假期開始法定；賠償制度大幅改變。影響所及，連工商界也提高警覺，主動與僱員定時蹉商，避免雙方矛盾激化。
另外，在壓力團體力爭之下，香港政府終於把中文列為官方語文。香港流行音樂，和社會發展步伐，一向貼得緊密。雖然，流行音樂是商品，不能擺脫市場規範，但市場規範，由消費者生活取向而來，因此流行音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非常忠實地反映港人的自我意識和心態。
香港流行歌曲對大部份市民的母語廣東話初期的歧視，其實顯示了香港人的心路歷程。移民起初戰戰競競，努力向高質素的外來文化汲取養份，美國的、上海的、台灣的都兼收並蓄，然後才慢慢鞏固了自己信心。香港流行音樂對母語的觀念，是和香港人自我意識的建立同步的。到香港人開始明白，自己不再是過客，而是以此為家的道地港人，流行音樂才開始切實反映這種心態，才有真正算得上是代表香港的獨特聲音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