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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 到 1983 年這十年，粵語流行曲的發展是令人驚異的。起先，音樂工業的人有點半信半疑，好像還未完全看清路向，又像個剛剛學走路的小孩，還沒有立定腳跟，信心很不夠。所以在起初一段日子，入行的音樂人和詞人都少。本來，在姚敏和李隽青兩位大師去世後，香港音樂界已經開始嚴重缺乏創作人才，英商「百代」本來向台灣預備招攬。據 1969 年曾出任該公司唱片監製的姚莉憶述，她曾和英國高層管理人員到台灣拜會作曲家，但發覺兩地創作費用差距極大，因之未能成事[81]。到粵語流行曲開始興起，入行的仍然不多。顧嘉煇、黎小田、許冠傑、黃霑等，都不能算是新人，盧國沾因為在電視台工作，因利乘便應邀才加入詞人行列。鄧偉雄也是電視台創作出身。驟看起來，外界不免有「壟斷」印象。
1. 「壟斷」現象
不過，實情是 70 年代中葉，粵語流行曲聲勢雖然浩大，而且因為電視覆蓋面廣，又在短短時間裏，已經進入全港百份九十家庭[82]觀眾達三百萬之多，所以看起來，煞有介事。但骨子裏，需求不算很多。那時的流行曲壽命比較長，一首真正最熱門歌曲（Top hit）可以流行數月之久。而電視連續劇集數亦多，有時三四個月，甚至半年之久，才播完一套[83]，所以外間印象，便以為粵語流行曲被五六位創作人「壟斷」。1977 年，香港「作曲家及寫詞家協會」成立，會員只有廿餘人，這已包括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兩大陣容。入行者少，主要原因是經濟效益不高，創作人只能視為兼職。到後來，粵語流行曲唱片銷量急升，唱片工業提升創作人酬勞，而 CASH 開始版稅收入增多，會員收入漸高，粵語流行曲創作人知名度隨之鵲起，這才逐漸吸引了新人加入。
(a) 日曲粵詞潮
創作人才不夠，改編外國歌曲是快捷而有利的路。60 年代末，台灣唱片行業已時常改編日曲而獲得成功。香港聽眾也很欣賞。所以在 70 年代中期後，日曲粵詞潮興起就成為粵語創作歌曲主流之外的一支流量不弱的分支。改編日本歌曲的好處，尤在改編美國歌曲之上。日本流行曲多用的六音音階，東方味濃，比美國歌更適合香港人的中國耳朵。70 年代的香港青少年和中層人士都再沒有上一代對日本的憎惡。他們眼看日本科技成功，經濟發達，反而有不少嚮慕，旅遊日本東京更成為時髦一族的高尚消閒娛樂。因此對日本歌曲，不但全無抗拒，還極有好感。
唱片行業本身，如果是跨國集團經營，改編外國分公司產品，符合集團利益，是深受鼓勵的做法。而即使獨立唱片公司（Independent），因為往往可以挑選最適合自己製作路線產品，也對這方式歡迎。唱片公司執行人員，雖然是行業專才，但究竟什麼歌曲一定會受市場歡迎，實在並無十足把握。據研究流行音樂工業十分深入的學者費理夫（Frith）的數據，70 年代面世的唱片，有百份八十是連成本都無法賺回來的[84]。因此如果音樂全部錄好，才供挑選，自然就較有信心，所以獨立唱片公司，雖沒有集團利益的考慮，也樂於加入追隨這潮流。於是谷川新司，都倉俊一，因幡晃，五輪真弓，中島美雪，大塚博堂，布施明，喜多郎作品，在 70 年代末及 80 年代初，成為香港樂壇流行一時的熱門歌曲。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種改編外來歌曲的潮流，亦促進了香港本地創作的進步。一來，「他山之石」的效用，得以充份發揮。二來，日本音樂市場，僅次於美國，位列世界第二，比全個歐洲還要大。發達的市場，自然促進了先進技術。香港流行音樂，老實說，是需要這類技術的刺激和挑戰競爭，來督促自己進步的。74 年到 83 年這十年，香港流行音樂發展得好，和不停有外力競爭很有密切關係。
(b) 樂人新一代
70 年代，歌詩寶（Vic Cristobal）這位菲籍編樂大師隨着「百代」唱片和港產時代曲的退落，影響開始減弱。代之而起的是60年代中來港領導樂隊 Major and Minor 的奧金寶（Eugenio "Nonoy" Ocampo）。他是黃霑在 60 年中便起用的編樂家，其後顧嘉煇、黎小田及「華星」、「寶麗金」（Polygram）、「娛樂」唱片等粵語流行曲主要生產商爭相聘用。奧甘寶功力深厚，是思路極快的編樂捷才。他編的絃樂，分音（Voicing）豐富悅耳，而善用吹管樂器作句逗強調，節奏運用又緊貼歐美最新潮流。加上他喜歡在歌曲中採用中國樂器作畫龍點睛式的特別色彩，所以旋律經過他編曲裝扮，份外動聽。香港電台在第 6 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1983）頒發香港樂壇最高成就「金針獎」，表揚他對此地流行音樂貢獻。本文作者認為香港在 70 年代的不少金曲名作，如果不是由奧甘寶編樂，也許得不到樂迷現在熟知和欣賞的好效果[85]。另一位影響香港流行音樂的菲籍音樂人是鮑比達（C. Babida），他既作曲又編曲，又是極好的鍵盤手和樂隊領班。
其他來港菲律賓樂人的第二代，在 70 年代中期已紛紛成長，亦加入作曲與編樂行列。他們大都是香港出生，在此地受教育，即使有部份不能閱讀中文，卻多數能用粵語交談。而因為出生音樂世家，耳濡目染自幼飽受薰陶，加入香港樂壇既順理成章也如魚得水。這群行內嫟稱為「香檳」[86]的菲籍音樂家，也為香港流行音樂界出盡绵力。如戴樂民（Romeo Diaz）、杜自持（Andrew Tuason）、韋祖堯（Joey Villanvera）、Tony A.（Tony Arevelo）等或作曲，或編樂，或出任唱片公司音樂總監，都是令香港流行曲保持頂尖水準，不落人後的功臣。
香港新一代青年，加入音樂創作行業的不少，作曲的鍵盤好手如趙文海、趙增熹、鍾肇峰、徐日勤、林敏儀；樂隊出身的如周啟生、陳家蓀、馮添枝；歌手兼任的如陳廸匡、區瑞強、林子祥、陳秋霞、陳百強、蔡楓華、盧冠廷、泰廸羅賓等，各有各的風格。他們的入行，填補了作曲家短缺的漏洞，但可惜他們都各有正職，或任樂師，或作樂隊領班，較少全神貫注，全情投入作曲發展，因此比較起來，雖然每位都有過佳作，但質量的水準都未如顧嘉煇。
(c) 現代感詞風
1974 至 1983 這十年，香港流行音樂界發生了個很特別的現象，寫歌詞的青年人，忽然多了很多。一來這是因為流行曲層面忽然擴闊，變成雅俗俱賞，二來填詞人不少開始有了名聲，帶起了青年人的好奇與興趣。三來社團亦見獵心喜，紛紛舉辦填詞比賽，趁機推行社區活動。而寫詞活動，也實在容易嘗試學習，找來心愛旋律，一紙一筆便可開始，可說不花成本。驟然看，至少比必須有音樂基礎才可一試的作曲實驗容易。不過，學填詞的人不少，能有作品發表而錄製成歌的，卻絕不多見。據普及文化論者朱耀偉的意見，那粵語流行曲重新崛興的初期，「市場相當集中，填詞人來來去去都是那三數位，因而作品風格比較單純。黃霑、盧國沾及鄭國江可說是當時鼎足而立的重要詞人，而只有許冠傑、黎彼得的組合可以借許氏兄弟的電影之幫助而與他們分庭抗禮。」[87]分析朱氏意見，大概他也覺得那「集中」的市場，是有「壟斷」嫌疑的。
其實，歌詞在香港音樂界，有段日子頗受歧視。「百代」公司請作曲家寫旋律，價錢比寫詞高，有版稅。請人寫詞，反是。以當年「百代」公司這家領導着香港唱片行業的老大哥，寫詞費亦不過一百元港幣一首。而且多年不增加，也不付版稅。要到 1977 年「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成立之後，才改變作風。連口口聲聲支持香港樂壇發展的官方傳媒「香港電台」，也在舉辦了五屆「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之後，才在 1982 年的第四屆典禮上，加「最佳中文歌詞獎」[88]。所以，朱耀偉在《香港流行歌詞研究》所說：「70 年代的歌詞只是歌曲的副產品，要至 80 年代才開始較為人重視。」有其道理。
水準較好，現代感較強的粵語歌詞，是 1975 年左右才較多出現的。據黃志華《粵語流行曲四十年》的分析：「1975 年至 1979 年，這四年間可說是香港填詞人勇於探索，刻意經營，並迅速攀上高峰的時期，其間，粵語流行曲的題材不斷更新，除了情歌之外，各式各樣的哲理歌蔚然成風，讓人們對歌詞裏所反映的社會，世途和人生如感同身受。」[89]所謂「水準較好」和「現代感較強」是遣詞用字造句，語法較新。陳舊稱謂如「卿」「哥」「妹」「郎」「君」等，不再採用，而用比較直接的「你」「我」。意象也多些現代感覺，現代人的「自我」常常在這時期的歌詞出現。像《問我》「我笑住回答，講一聲，我係我」的感覺就是。而歌詞和旋律氣氛的配合，也比從前的歌曲更加講究。因為歌詞是用來唱，寫來聽的，所以光看字句不成，還要看詞和旋律的配合。不過，這些現代感較豐富的歌詞，用的文體，別創一格。既有「文言」，也有接近國語口語的「白話」，復有粵語方言。這種「三及第」式文體，令再起的粵語流行曲通俗之餘，避免了過份低俗。有些太口語化而不合白話文文法的字眼，索性不用。例如「佢」字，就很少見。要用就用「他」代替。又如「冇」字，多用「沒」字等等。這些都是當時寫詞人有意無意之間不約而同推動的詞風，影響到不少後來人。這段黃志華稱為「奠基」時期的詞人，只有許冠傑，盧國沾，鄧偉雄，鄭國江，黃霑，葉紹德，黎彼得和蘇翁。後來加入了湯正川和羅鏘鳴，但後兩位作品都不多，而且寫了不久就退出行業。林振強，林敏驄，潘源良，潘偉源，向雪懷，卡龍，盧永強和韋然等新一代詞人是八十年代左右才真正加入香港詞壇的。他們全部教育水平較佳，而且入行時都年輕，很有初生之犢的勇猛，叛逆性亦強。他們的詞作，令香港粵語流行曲詞風一變。例如林振強，想像力非常天馬行空，極有創意，而極少自我重覆，是本文作者極為佩服的新一輩詞人。傑作如《笛子姑娘》，《空凳》，《零時十分》，叫人嘆服。可惜這一輩詞人，仍不時有「倒字」毛病。可見用粵語填詞之難，經兩輩詞人數十年努力，毛病仍然避免不了。
2. 百花齊放
(a) 新派電影歌曲
香港社會，隨着經濟的再持續發展，開始更追求新異。70 年代的電視劇，看了十年，已經厭倦，「無線」亦進入「流水作業」的「工廠制」[90]製作模式，變得因循。香港人終於不再以電視下飯，全家人留在家中一起吃飯的機會也變得罕有 —— 大家都跑到外邊享受去了：青年人再進電影院享受新浪潮電影。本來，70 年代初，電影觀眾流向電視。由 1966 最高峰的 9,000 萬人次，銳減到 1975 年的 5,300 萬人次[91]。不過，在地狹人多，居住環境仍然窄小的香港，青年人還是喜歡到外面散心的。電影始終是他們醉心的娛樂，於是在看電視劇的興趣減退之後，又把注意力再投向粵語電影。《點指兵兵》《瘋劫》《第一類危險》這類新派電影的嶄新手法吸引了他們。本來在《七十二家房客》之前，全部停產的粵語片於是再在此刻復興，到1975已經年產28部。電影免不了有歌曲。《大丈夫》，《問我》，《今天我滿懷寂寞》，《點解手牽手》等，全是電影歌曲，全部非常流行[92]。這是電影和流行音樂結合，各得其所而相得益彰的又一例証。上面章節已多次論及，這裏就不再重覆。
(b) 台灣校園民歌
香港的流行音樂，隨着電視連續劇錄影帶和歌星個人唱片，開始對外輸出。同時，香港也繼續輸入外地歌曲。對外不停吸收的工作，香港流行音樂界從來都在進行。這時，台灣出現了新的音樂搭配：李泰祥作曲，女作家三毛寫詞，齊豫演唱。三毛的幾本遊記著作《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駱駝》和《稻草人手記》早已在香港青年之中，爭相傳閱。三毛寫歌詞的事實，吸引了唯恐落在人後的時尚青年，於是「不要問我從那裏來」掛在人人口邊，《橄欖樹》一曲風行。這種清新風格的現代民歌，受美國 70 年代初興起的創作民歌影響。無論旋律 、歌詞和演唱方式都與卜載倫（Bob Dylan，鍾拜雅絲（Joan Baez）作品類似。李泰祥受過嚴格的音樂院訓練，寫起民歌，有一股流行音樂缺少的樸素，聽起來令人有出塵的欣悅。齊豫一頭長髮捧着結他，穿牛仔褲演唱的風格，也為「流浪遠方，流浪」的呼喚，添上浪漫，令侷處一隅的城市石屎森林居民，一下子拼發出背着背囊。上路流浪的衝動。其後如《忘了我是誰》，《龍的傳人》等新派台灣校園民歌，相繼踏浪而來，引發了「香港城市民歌創作大賽」，產生了《問》，《風箏》等水準不俗的民歌，也令手捧木結他自彈自唱的風氣，在香港再度興起。可惜民歌創作者及歌唱家都曇花一現，只留下了林志美一類有實力的歌手，繼續在樂壇發展。這些台灣民歌在港盛行，為後來羅大佑來港，鋪好了道路，而對香港民歌手如區瑞強，陳廸匡等，也有過不同程度的影響。
(c) 樂壇繽紛燦爛
審視 1974 — 1983 這十年，令人覺得香港樂壇，處處生機，真有春回大地的感覺。舊日默默耕耘了一段時期的，現在盛放開花。新冒頭的青春苗蕊，也在含苞待綻。流行音樂這大園圃，千紅萬紫，每個人角落都有鮮花。李仁傑在「香港電台十大金曲委員會」主編的《香港粵語唱片收藏指南》說得好：
「由七十年代過渡八十年代，香港樂壇更加燦爛繽紛，絕對是各自各精彩。關正傑擁有天賦的雄渾嗓子，既可以唱抒情民歌《相對無言》，又可以演繹豪邁的《天蠶變》；林子祥既精於改編，又善於創作，《美麗的小姑娘》、《分分鐘需要你》、《每一個晚上》已成為經典名曲，而《十二分十二吋》更掀起串燒歌熱潮；羅文形象前衛，每每為樂壇帶來驚喜，《激光中》更是香港樂壇 Rap Talk的鼻祖；葉振棠的聲音清純獨特，《戲劇人生》、《忘盡心中情》絕對是極品；鄭少秋依然是大俠，《楚留香》依然是賣碟保證；陳百強是年輕一代的代表，《眼淚為你流》及一系列的少男情歌都充滿青春氣息。此外，許冠英的風趣鬼馬、尹光的廟街式通俗、區瑞強的清新民歌、蔡楓華的白馬王子形象、陳浩德的『粵曲王子』韻味、徐小明的民族情懷，張偉文的磁性低音、李龍基的平民親切、張學友的一鳴驚人、呂方的完美嗓音、王傑的滄桑無奈、杜德偉的歌聲舞影、黃凱芹的校園感覺、李克勤的偶像實力派鋒芒、夏韶聲的另類搖滾、成龍的巨星氣派、劉德華黎明的漸露頭角，以至於盧冠廷、蔡國權、郭小霖、倫永亮、周啟生、吳國敬這批創作歌手的音樂才華……確實為八十年代香港樂壇增添了許多色彩。
相比於男歌星，八十年代的女歌星亦不遑多讓。成名於七十年代的徐小鳳，無論是唱日本改編歌還是唱開創哲理歌潮流的《順流逆流》，都顯示巨星風範；陳美齡和陳秋霞由唱英文歌至粵語歌都清新可人；甄妮聲色藝全，從《明日話今天》開始，已奠定她的天皇巨星位置；張德蘭最擅於演繹電視台和電台的主題曲或插曲；汪明荃是電視紅人，她主演和主唱的《京華春夢》、《萬水千山總是情》也流行一時；關菊英、薰妮、雷安娜、蔣麗萍和鮑翠薇為我們留下了《過客》、《每當變幻時》、《舊夢不須記》、《我為你狂》和《夢裡幾番哀》：西洋味道較濃的葉麗儀、杜麗莎和陳潔靈廣東歌也極之出色，而《上海灘》、《仍然記得嗰一次》、《今晚夜》都深入民心，甚至紅遍整個亞洲的鄧麗君也曾在一九八一年灌錄廣東歌《忘記他》，顯示粵語流行曲已經受到香港以外地方的重視。」[93]
此外，還有陳慧嫻、林憶蓮和葉蒨文，這三位各有獨特風格的女歌手，開始步入香港歌壇。葉德嫻也再戰江湖。而蘇芮、劉美君、鄺美雲、麥潔雯、Maria Corderio 等這個年代的女歌手，留下了令樂迷懷念的風格和歌聲。踏入八十年代，電視劇主題曲重要性開始減弱，歌手走向獨立的個體發展，令「巨星制」的市場規律，更燦爛奪目。羅文、鄭少秋、許冠傑等光芒四射，而新加入的新秀，也紛紛顯示實力。「溫拿」樂隊鍾鎮濤、譚詠麟在樂隊拆夥後各自獨立，陳百強、張國榮、梅豔芳等，努力展現天賦才華，變成很吸引樂迷的新偶像。
值得一提再提的是鄧麗君和梅艷芳，年僅十歲的鄧麗君 1964 年在台參加「中華電台」歌唱比賽，以一曲黃梅調時代曲《訪英台》[94]奪魁之後就開始成為歌星，並兩度來港演電影 [95]。後來又當選「白花油義賣慈善皇后」，又獲選為「十大最受歡迎歌星」。然後去了日本，1974 年以《空港》獲「紅白歌唱大賽」新人賞，並當選「最佳新人歌星獎」。到 1976 年來港在「利舞台」開個人演唱會，令香港歌迷臣服在其甜美溫柔歌聲中。她簽約日本「寶麗金」機構，製作了一系列音樂突出，錄音精美的「島國情歌」集。她的歌聲，傳遍中國大陸，令十餘億祖國同胞同時迷醉。當時，大陸有「兩個小鄧」之說，影響之深，無人可比。稱紅大陸的歌星程琳，及後來的王菲，都坦白承認，初出道時最受鄧麗君影響。鄧的粵語流行曲唱片不多，只有「勢不兩立」與「漫步人生路」，但銷量極佳，1981 年更創下「五金唱片」紀錄，可說是偶像中偶像。另一在港迅速竄紅的是梅艷芳。她在 1982 年「華星」娛樂和姊妹機構「無線」電視聯合主辦的第一屆「新秀歌唱比賽」，以《風的季節》勇奪冠軍。再憑着一連串風格不同的名曲如《IQ 博士》、《心債》、《赤的疑惑》、《似水流年》等歌曲走紅。梅稚齡出道，在遊樂場演出，練就一身好歌藝，一經品題之後，即獲港人賞識。她出身貧苦，但天賦才華，舞台表演風度與法度，香港女歌手，絕少能出其右。她的成功故事，正是香港人最愛的「襤褸到金鏤」（Rags to Riches）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