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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年，是香港歷史極重要的一年。是年 7 月 1 日，香港回歸中國，結束了一百五十六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成為「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鴉片戰爭遺留下來喪權辱國的耻辱，自此從中國人的心底抹掉。新組成的特區政府，在香港舉行了一連串慶祝活動。這些活動，很多直接和香港流行音樂有關。不是演唱港產歌曲，便是由流行音樂歌星擔任演出嘉賓。而代表政府正式統籌慶祝活動的「香港各界慶祝回歸委員會」，更特別委約香港流行音樂人創作回歸主題曲。委約活動，香港市民視為理所當然，絕無異議。其實正顯示香港流行音樂在社會上的代表性地位已經官民一致，無論階層都已經一律接受。
這也不是剛組成的特區政府故意締造親民形象，六月三十日回歸前夕，港英政府舉行的英方降旗告別儀式，主持的兩位司儀其中一位，正是主唱《上海灘》的著名流行曲歌星葉麗儀。流行音樂人地位如何，真是不言而喻。但儘管這時，香港流行音樂表面上好像領盡風騷，風光之極，骨子裏，卻正在向下坡路直衝，而且一發不可收拾。香港樂壇，自此盛極而衰，每況愈下。而疲不能興的局面，正是在一九九七年顯露的。
1. 九七前的興旺
(a) 經濟繁榮．消費高漲
1984 年，中英發表了《聯合聲明》之後，雙方爭拗無日無之，令香港人困擾極大。英國殖民地政府在 1984 年起，進一步發展代議政制，改革立法局，1991 年香港舉行了開埠以來第一次立法局直選。而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總督彭定康（Chris Patten），1992 年到任後提出一連串政改方案，這種種英方「去殖民地化」（decolonization）的部署，引起中方大力反對和猜疑，令香港過渡期間紛爭不止，最後要另起爐灶，成立「臨時立法局」[28]。
不過，政治上的風起雲湧，雖然令經濟上出現種種波動，也令數十萬香港人移民英、美、加、澳等地，可是整體經濟，卻仍然維持繁榮，不停增長。這是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為香港帶來的利益，不但帶動了香港的轉口貿易，也改變了香港的生產結構。1996 年的香港，根據當時財政司曾蔭權的說法，是「世界第三大銀行中心，第七大股票市場，外匯成交量為世界第五位，也是全球五大最繁忙証劵市場之一，四大黃金市場之一，和亞洲最大的資金市場[29]。」香港港口貨櫃吞吐量雄踞世界第一，機場客運和貨運量也名列世界前茅[30]。雖然，貧富懸殊加劇，但「富有富奢侈，窮有窮消費」。消費力高強，是香港九七前的普遍現象。
香港人，特別是年輕人，越來越重視「名牌」，人人追求「美感」和「感性」的物質消費[31]。香港變成二十四小時運作的不夜天城市，夜生活熱鬧之極。此外，多家連鎖店及大商場崛起，改變了以往的零售消費文化。香港成為遠近來客購物的中心。「港式生活」影響深遠，成為其他華人社會模倣對象，代表了現代化，富裕，肯消費而講究的生活要求。而音樂市場，亦隨着香港市面繁榮，越來越興旺，聽演唱會，到卡拉 OK 唱歌，變成了港人的經常活動。
唱片市場的產量，根據「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分會的數據，到 1995 年的音樂光碟年產 1,700 萬張，零售值是十八億港元。到 1996 年更昇至 1,800 萬張。香港唱片的銷售，已遍及全球，雖然在歐、美、澳洲，仍然只是局限在華人地區，但確實已無遠弗屆，成為香港普及文化非常重要的成員，極具代表性[32]。
(b) 天王天后．歌神校長
香港流行音樂，自從 70 年代中期現代粵語流行曲的興起，真正找到了自己的本土聲音和面貌。但經過了十多年的發展，雖然也算人才濟濟，創作繁榮，可是流行音樂，最要求新異，一旦歌迷注意力轉移，而沒有新潮流及時而起，市場就會萎縮，証諸中外古今，都未有例外。到了 90 年代初期，香港流行樂壇，已經出現疲態。疲態的其中一大原因，是幾位紅人，幾乎同時宣佈離開舞台。先是被封歌神的許冠傑退休，不再在歌壇叱咤。他在幾年前患過「高山症」，幸好痊癒，無心戀戰是人之常情。他後期的唱片，也銷路大不如前，及時退隱，在歌迷心中保持美好印象，亦是理智兼聰明的行動。於是 1992 年 40 場的「紅館」演唱會，見證了「歌神」許冠傑榮休，香港流行音樂界，少了一員主將。加上 90 年，張國榮有封咪行動，其後，92 年梅艷芳也告別舞台，兩三年之內，幾位大紅人相繼退出江湖，香港樂壇，就剩下了一位「校長」譚詠麟和葉蒨文、林憶蓮、周慧敏、陳慧嫻等幾位女歌星在支撑。於是台灣的張洪量、庾澄慶、伍思凱開始走紅，連本來只算是「另類地下音樂」，絕少在傳媒出現的「廟街歌王」尹光[33]，也一年之內，「紅館」開了三次個人演唱會。
空間出現，「香港電台」把張學友、劉德華、黎明和郭富城拉在一起，封了他們做「四大天王」救市。傳媒乘機大事吹捧，倒也掀起了五六年的熱潮。而其中歌唱最具實力，歌藝特佳的張學友，1993 年的唱片，銷路達 300 餘萬張，盡破東南亞紀錄。令他成為世界十大暢銷歌星的唯一亞洲歌手[34]。劉德華也成績甚佳，一個人累積了 60 張白金唱片[35]，而歌迷會遍及全球，更為香港流行音樂會，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
91 年，羅大佑空降香港，夥拍林夕，創設「音樂工廠」，《皇后大道東》一鳴驚人。北京的王菲，一曲潘源良詞的《容易受傷的女人》紅極一時，為香港帶來了樂壇新氣象。跟着台灣的「滾石」唱片也此地設公司，一時各方英雄薈萃匯聚，本來開始像強弩之末的香港流行音樂，注入了強心針，銷路依然強勁。但隱伏在繁榮現象之下的種種不利因素，亦越積越強，到香港經濟由強轉弱，馬上兵敗如山倒，唱片市場潰不成軍，即使陳奕迅、楊千樺、蘇永康、鄭秀文、盧巧音、許志安、李克勤等歌星日漸成熟，也挽回不了香港樂壇的衰敗。
冰凍三尺，自非一日之寒。過去十多年的興旺，令香港樂壇形成了一大堆劣習。在營利年年上升的時候，不思改進，一旦四面楚歌，完全手足無措。
2. 九七後的衰敗
1997 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也是令香港流行音樂界震驚的年份。是年，本來產量和銷售額年年上升的唱片業，忽然軌迹轉向，直線急降。比 1995 年，零售值少了五億港元。再過一年，到 1998，更只餘 9.16億，和 1995 年比，一半還不到。
1997 年，有十張唱片，銷情慘淡，每張銷量在一千張之下。很多歌手，剛剛入行，出完唱片就在行業裏消失，被唱片公司解約。
(a) 兩岸開放．各有主張
香港流行音樂能在海峽兩岸暢銷，最大原因拜香港的自由之賜。80 年代之前，香港是兩岸三地最開放的，台灣不及，中國內陸更不及。然後隨着台灣開放，大陸開放，三地自由差距，越來越少，香港歌曲的吃香程度便相應減少。兩岸並不是不再聽港歌，而是有更多選擇。好的買，不好的就不再眷顧。從前動輒三四十萬張的銷售額，變得鳳毛麟角，只有真正歌藝勝人一籌如張學友、葉蒨文、林憶蓮、林子祥等人的作品，才會在台灣有較佳成績；而且即使是這幾位實力歌手，也只能出售國語唱片，粵語歌再無市場。此長彼消，外地市場，風光不再，總銷路大大下降的影響，日甚一日，就連製作成本都要受限制。
本來依附着電影和電視的香港歌曲，也因為香港電影不景，香港電視劇水準下降而頓失所依。1992 年左右，還有《黃飛鴻》等電影在台灣賣座，令電影原聲帶暢銷，但暢銷受惠的，只是個別樂人。香港音樂已和台灣口味越來越有差距。加上台灣的大唱片公司紛紛在香港設立分公司分惠香港本土市場。出口與入口開始拉近，香港音樂市場就營利日薄了。
大陸的情況亦如出一轍。經過十多年的開放，廣州已經變成了中國流行音樂重鎮，毛寧、楊鈺瑩、李春波等人的歌曲，得了地利，銷量與受歡迎的程度已經超越港星。而反向輸出亦已開始，內地作曲家李海鷹的《彎彎的月亮》被呂方改成粵語歌，在香港播放。大市場變成競爭者，香港音樂，前景自然黯淡。
香港唱片公司，在跨國音樂集團組織裏，是進軍中國大陸的好跳板。1991 年，香港「百代」公司率先和國內歌手解曉東及毛阿敏等簽約，到 1993，「新力」（Sony）、華納（WEA）及 BMG 等已在北京及上海設立辦事處。但這些公司多年的努力，似乎都未能獲利[36]。所以，雖然據《中國經濟時報》估計，1997 年中國音像市場已接近三百億元人民幣[37]，香港卻未能從中佔得什麼。中國市場雖然龐大，但中國的商業運作，和別地極有不同，外地商管人員不明要竅，往往束手無策。而且內地唱片因為市場龐大，經營手法落後，放賬，退貨，回款，都問題很大，而且極難控制[38]。因此即使本地有國家支持的音像公司，經營也面對不少困難，更不要說對中國一知半解的跨國公司了。
本來，海峽兩岸的本土認知從來就各有不同，到分歧太大，聽眾就會乾脆拒聽不合口味的外來作品，而趨向有共鳴的本土歌曲。何況，經過多年發展，海峽面岸的音樂已經和香港的水準拉近，有時還超越了香港。像中國，搖滾樂已創出自己的特別風格[39]，台灣作曲錄音編樂水平，亦過香港而無不及。香港流行樂再要輸出，就不容易開拓市場，重現當年盛況了。
(b) 行業短視．翻版猖狂
香港人靈活機動，應變奇速。不過，卻往往短視，只重目前，不顧長遠。90 年代，唱片市場已經難復當年盛況。梅艷芳一張《壞女孩》，張國榮的《無心睡眠》，譚詠麟的《愛情陷阱》甫上市就售出四十萬張的好景，只存回憶。一般新人，上市能有 5,000 張已算成績不差，為求營利保持，銷量不跌，唱片公司紛紛「吃老本」，推出舊日金曲作集錦唱片來保住市場。這種銷售藏庫舊目錄（Back Catalogue）的方法，不錯可以苟延殘喘，一時之間可以繼續生存，但長期沒有新作品出現，市場自然萎縮，久而久之，歌迷就會不滿和排斥[40]。
暫時解決了生存問題，如果這時改弦易轍，把眼光放遠些，也許香港音樂文化的延續，會因此改觀。但香港人只顧目前的習慣已根深蒂固，所以唱片公司仍然不著重訓練人才，只肯現買現賣。無論歌手，創作人和製作人員都全不培訓，新人入行之後，只有一兩個機會。一次不行，兩次不成，馬上棄如秋扇，不再聞問。寫詞人入行開始越來越少，作曲人更不用論。八十年代，仍然會在兩三年間，便有一批水準不差的新血詞家入行，但到了九十年代，只有黃偉文一人，冒出頭來[41]。
而 90 年代，CD 唱片冒起，起初因為是新科技產品，所以售價不廉宜，大約每張過百港元。但唱片公司在 CD 製作價錢下降之後，仍然堅持售價不減，來謀取暴利，於是，翻版商便如狼似虎的進入市場。在 1999 年 6 月 12 日《明報》的「港聞」版報導，有這樣的描述：
「沒有店鋪賣正版唱片的旺角西洋菜街，已被盜版街鋪及小販佔據，記者昨晚巡視該處六間盜版唱片地鋪，看到的是人來人往。入內走一轉的市民，手上總拿着三張或以上的盜版碟出門，與賣正版商店的門堪羅雀差距甚大。盜版碟的銷售情況與正版商相近，愈新鮮的唱片銷量便愈好，而盜版商為爭取客戶，故在正版唱片推出的同日，便會有盜版貨出爐，幾乎可說是同步推出。」
盜版 CD，價錢最多不過正版的五份之一。而實際質素和正版分別不大。因此除了法律和道德上的理由之外，消費者不買正版的誘因太大。而且，音樂作品創意重覆，樂迷買碟珍藏的越來越少。傳媒如商業電台又大事譴責改編歌曲，終於五大國際公司聯手，公開透過 IFPI 總裁警告，如果翻版問題不獲改善，就會把亞洲總部從香港撤走。
但禁翻版，要海關出力，甚至警方加入協助。港府回歸之後，太多事兼顧，自然不會太著力。加以東南亞一帶，根本翻版工廠，成行成市，中國大陸，正版只有市場百份之五。其他百份九十五盡是翻版，台灣則正版只是翻版的四分一。即使香港海關與警方聯手，禁絕了香港本地的翻版，海外進入的，也一定不少。
(c) 科技發達．水準低降
90 年代電腦技術，突發猛進，令全球音樂行業改寫了規矩。起初，在 70 年代，價錢廉宜的電子組合器（synthesiser）MiniMoog 出現令音樂行業注意力集中在鍵盤之上。然後可以一起演奏五個音符的複調（polyphonic）軟件出現，鼓機（drum machine）又在 80 年代日新月異，令一組複雜的節奏，按鈕即成。跟着再出現定序器（sequencer），復有簡稱為 midi 的（Musical Instrument DigitalInterface）軟件面世，於是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作曲家。Midi 軟件，可以把任何種類的聲音，轉變成可重播的訊號，一旦儲存電腦記憶系統，日後即可以隨時撿出來使用。任何作曲的元素，例如旋律程序，樂句，節奏組合，變化，或者歌聲，都可任意檢出，和其他聲音訊號作出種種不同組合。這等於說，任何可以按動電腦（computer）鍵盤的，都可以成為作曲人[42]。
這等於音樂民主化。作曲再不是一小撮有天賦或是受過嚴格音樂訓練的人才可以嘗試的專利玩意。但這種橫向發展有好處，也有缺點，科技機器令作曲人增多，卻沒有令水平提高，反而，很多時候，令水平下降[43]。
好像最新的「自動調音」（Autotune）軟件，就可以透過電腦，把音高不準的走音（out-of-tune）歌聲調校正確高度。於是，不少新秀歌星就變得倚賴機器，不下苦功，不作音準訓練（pitch-training）和耳朵訓練（ear training）了。
錄像技術發達，令「音樂視像」（Music Video）流行。「音樂視像」本來是宣傳流行歌曲的功具，歌星把歌曲拍成影像，送電視台播映，來宣傳歌曲。後來倒果為因，反客為主，「音樂視像」變成節目。這些音樂視像的流行，助長了流行音樂由聽覺媒體發展成為視覺媒體。到了 90 年代後期，歌曲包裝改變，聲音不再重要，歌星形象，音樂視像吸引，才是製作人著力點。視覺重要性，駕凌一切。音樂變成用眼睛來看的文化產品。難怪香港流行音樂資深人士李進激動地說：「音樂並非眼睛看的！[44]」。而美國學者 Allan Bloom 也在他的名著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裏大罵 music video，是「精神自慰」（spiritual masturbation）。
太多機器輔助，又重點由聽轉視，香港流行歌曲再沒有美麗的旋律，優美和諧的和聲和舒服的配器，只有槍耳（catchy）的花招（gimmick）。既不耐聽又難記憶，完全失去了 70 至 80 年代香港流行歌的特點。而因為競爭劇烈，歌曲的壽命，也相繼縮短。以前，一首大家歡迎的歌，會流行三至六個月。到 90 年代中葉之後，一首歌，可以三四個星期仍然播放，已算是大熱（Top Hit）[45]了。水準下降，歌壽不長，香港流行音樂敗象已經完全出現，欲救無從。
(d) 社會老化．歌迷年輕
香港人口急劇老化。出生率在 1971 年是 3.46，到 1981 年已下降至 1.93，到 1991 年再下降到 1.23。按人口學者的看法，每對夫婦要生育 2.1 位小孩才能保持人口的「替補水平」（replacement level）。香港的生育率從 80 年化開始已經低於這替補水平了[46]。根據一般唱片公司高層人士的看法，香港人年逾 25 歲就開始減少買唱片，年逾 30 就連聽音樂都少了[47]。香港流行音樂，在 70 年代中到 80 年代，聽眾年齡層面極闊，但到了 90 年代，就開始失去了大部份中年以上聽眾。買唱片的歌迷，也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香港語文水平低降，是近年全港各界人士普遍察覺到的問題。年輕歌迷語文水準不高，對歌詞的挑剔自然不多，因此歌詞的水準，除創意重覆之外，交字亦很多不通之處。香港報章上的劣評，幾乎讀之不盡。
《明報》郭繾澂在《影視監察力》有這樣的一段話：
「成熟的樂迷，寧願繼續沉迷老歌，也不願買欠質素的新歌。為遷就少年樂迷，音樂創作人走向單純化的路線，在音樂上及歌詞內容上，都難以令思想成熟的樂迷產生共鳴。」[48]
年輕歌迷口味，自然和成熟歌迷不一樣。這一代的年輕人，習慣奇特，喜歡聽多字的歌。認為歌詞寫得密，才可以表達意思。因此在 90 年代後期流行的歌，旋律音調繁促，用音之多之密，幾乎令唱歌的人無法轉一口氣。這新習慣與上一輩的歌迷太不相同，於是樂迷兩極化的鴻溝，深不可越。成熟歌迷，完全不再聽現在的流行曲。本文作者為了研究這一段時期的香港流行歌，曾屢次迫自己聽上榜歌曲，但過程辛苦，只覺慘不忍聽，難怪譚詠麟在擔任 98 年度兩個頒獎禮金曲評選後，說上年挑選出來成績較佳的歌曲五十首，其中三份之一「不堪入耳」，令他覺得「現象實在恐怖。[49]」。
(e) 別人文化．港曲無光
「Rap, Hip Hop, Euro Pop, Contemporary Rock, Heavy Metal, Techno 等等不同的歐美流行曲潮流，對亞洲人來說，不過是聽來玩的。我們沒有歐洲人和美國人的背景。對他們來說，是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文化，但對我們，不過是外面傳過來的娛樂。」香港青年作曲人雷頌德說。[50]
香港音樂人怎樣跟隨，怎樣學這些外來普及音樂文化，都已隔一層。移植別人文化，幾乎一定會有這樣的效果。流行音樂，本來就是歐美產品，但來到中國，由上海開始，都實在經過個「華化」的過程。到香港的現代粵語流行曲興起，雖然仍然不斷吸收外國流行歌曲的技巧，但「港化」的消化過程，令歌曲有種外來文化所無的獨特本土風格。沒有了這種本土風格，聽眾的共鳴就會相應減弱。90 年代的歌曲，有一部份刻意模倣，而消化不良，效果變成不倫不類，本來有性格的港歌，開始變得性格含糊不清。
而此消彼長，香港流行曲從前的海外市場，紛紛有本土音樂興起。這些音樂，也多受歐美潮流影響，卻又有當地的本土風格，因此更受歡迎，促成當地青年歌迷對香港流行曲興趣日淡。
從前香港和這些海外市場如馬來西亞、泰國、台灣比較，香港接收外來訊息較快較多，因此有文化上兼收並蓄，緊貼潮流的優勢，但現在全球通訊網絡進步，資訊已經流傳得暢通無阻，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盡失，港曲的光芒，就再沒有從前顯眼。
(f) 注重包裝．不務正業
香港市場狹小，而傳媒費用高昂。據作曲家及音樂學者梁寶耳，在《香港的流行音樂》引述一位業內人士的說法「假如一張唱片的製作費用，包括編曲、錄音，印片等開支成本是五十萬元的話，廣告費至少要支出一百萬元；如果要賣電視廣告，宣傳費則更多。[51]」按本文作者收集的資料，到 90 年代最後的兩三年，每張唱片的一般製作費在 50 至 70 萬港元左右。而宣傳費通常為三倍。因此即使天王巨星，也往往要和商品或廣告戶掛鈎。資深音樂製作人鄧潔明，在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香港基督徒學會」，《時代論壇周報》，《突破雜誌》合辦的「香港人系列」座談會中發言：「目下最新趨勢，是讓歌手與商品掛鈎。當紅的歌手都要拍廣告。我們看見黎明『笨豬跳』，滑雪，郭當城與 Gigi 握手，張學友在廣告裏手執電話向父親報信[52]。」幾乎沒有一位歌星可以逃避這種「不務正業」的工作。
但事實上，市場又很接受這種方式。鄧潔明指出「與廣告掛鈎的歌曲每能因為廣告的洗腦作用成為大熱。這種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促使唱片公司把原來放在製作唱片上的努力都轉移到找廣告商贊助去了。」
這和商品掛鈎的運作，大概在 1991 年開始。當時的「萬寶路」香煙（Marlboro）受香港法例所限，廣告在 90 年後再不能出現電子傳媒，於是廣告費改轉方向，與唱片公司合作製成 Marlboro Red HotHits 唱片，單是 MTV 音樂視像製作，費用已達數百萬港元。結果唱片十分暢銷，歌星聲勢因廣告播放頻率極密而水漲船高，變成紅透半邊天巨星，唱片公司營利增加，而廣告贊助商亦大收宣傳之效，變成各得其所，皆大歡喜。
自此之後，影響到唱片公司，開始擔當歌星經理人角色；收取歌星其他影視活動酬勞佣金，來幫補唱片市場下降的收入。歌星因為其他活動比唱歌正業活動頻繁，於是花在唱歌的時間減少，錄音時間往往要在每日宣傳活動的頻密行程中擠抽出來，水準因此不但沒有上升，而且日漸下降。
(g) 產品單一．乏善足陳
1997 年本是唱片業二十年來市道最差的一年。但隨着 1998 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市道更進一步收縮至全年銷售額只有 6 億港元左右。和 1995 年的 18 億比，只剩回三份之一。
產品單一，乏善足陳，幾乎是業界中人都時常掛在口邊的評語。如樂評人馮禮慈說：「有識之士都傾 向責備樂壇的單一化。[53]」Music Nation 公司的董事兼行政總裁李進就認為除經濟不景，盜版之外，「最大問題是音樂欠缺創意。[54]」，台灣「滾石」唱片的駐港總經理陸少康也認為「香港音樂市場一直萎縮，無新東西（音樂）出現。」[55]
本來，進入 90 年代，電子傳媒發展得頗快。但衛星電視，新城電台，有線電視的興起，卻沒有幫助香港音樂。大部份電子傳媒，開始流行清談節目。為了支持剩下的傳媒電台和電視台，唱片公司積極為頒獎禮度身訂造歌曲，所以頒獎文化的興起，從另一角度看，實際上局限了本地歌曲的多元創作。
90 年代中，連一向是香港流行曲主流的情歌都開始變得千曲一式，十居其九在訴說分手和失戀的慘情。所謂「冧歌」，幾乎絕跡[56]。而且因為卡拉 OK 的重要，令唱市業極力遷就，歌變成要來自娛和發洩的作品，而不是要來聽和欣賞的優雅美麗創作。很少歌曲，值得回味，唱片公司，變成推廣公司（Promotion Company），因此香港流行音樂市場，一時沒有復甦的前景在望。
（E）結語
香港流行音樂，到了《滔滔兩岸潮》的十多年，由極盛一下子滑落至極差，令人婉惜。其中成因複雜；有些是大勢使然。像香港因為歷史上遺留下的現實，使這南方小島，變成中國海峽兩岸自由表達的領導者。一旦兩岸相繼開放，各方有自己的表述，香港這方面的優勢就消失。另一方面，繁盛也令香港流行音樂界自大驕矜，不思改進，結果一旦經濟下滑，消費不再，就難挽狂瀾，正如《滄海一聲笑》歌詞所說：「豪情還剩一襟晚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