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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张国荣已经走了整十年，这十年之中，关于他的书籍出版了超过50本，关于他的纪念专辑发行了十余张，他的经纪人陈淑芬每年都会在红馆策划纪念张国荣的演唱会，他的两部电影——《倩女幽魂》和《东邪西毒》被修复重映。在民间，不同形式的的纪念活动年复一年，荣迷们集体默哀，以蜡像馆里簇簇的百合花，两百万只随水漂流的纸鹤，空中灿灿的孔明灯表达对偶像的思念。无数的展览、影片放映是每年的固定节目，媒体会一如既往地拿出头版来刊载他的专题，无数人写下悼念他的文字，铺天盖地，直把西方的愚人节，变成了东方的纪念日。
张国荣的去世，催生出十年中最典型的“纪念文化”，这种文化，由自发转向被动，成为国人十年以来固定的社会思维。以媒体而言，每年的专题、文章都几乎大同小异，因为逝者已矣，大都是缺乏新料的悼词，让人审美疲劳，仍然会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每年都差不多的内容，连标题都差不多，但还是要继续做，现在已经不知道为什么每年总要纪念他了，但大家都在做，你不做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看起来基本上就是到了这一天，来搞个纪念仪式而已。”广州一家报纸的记者如是说。
这种纪念，如今已成常态，张国荣在中国文化界，堪称是“虽死犹生”的案例，他的影片每年忌日放映的时候，通常会取得极高的票房，以他做封面的杂志、报纸，常常有极高的销量。也只有他，能延伸出各种“纪念文学”和“纪念歌曲”，死后继续创造不菲的商业价值，人们提及香港电影，第一想到的仍然是张国荣的名字。他甚至曾出现在“中国20世纪十大文化偶像”的提名名单中，和鲁迅、矛盾、钱钟书等大师相提并论。
没有一个明星，像张国荣这样，生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死后得万千文字凭吊以安神。他打破了“人走茶凉”的魔咒，十年之间粉丝有增无减，遍布70、80和90后，成为永不过时的偶像。这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今时今日的我们还如此热衷于怀念张国荣？
怀念哥哥，其实是在怀念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
荣迷之中，尤其在内地，影迷是比歌迷更有组织和纪律的团体，除了粤语歌本身的距离感之外，张国荣在影坛的成就高过歌坛也是不争的事实，在金像奖评选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电影”中，张国荣主演的有八部之多，而在《电影双周刊》评选的上世纪“一百大香港电影”中，张国荣独占十部。其中不乏我们今日引为经典的《阿飞正传》《胭脂扣》、《霸王别姬》、《英雄本色》、《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等，张国荣的演艺生涯，其实和香港电影血脉相连，他从影20余年，是香港电影兴衰起伏的见证。
这也是为何提及香港电影，人们会第一个想起张国荣的原因，和他同时代的演员，周润发略输文采，梁家辉稍逊风骚，以演技、性格和可塑性而言，张国荣是最全面的一位，他的戏路最宽，能在武侠片、警匪片、爱情片、文艺片等领域游刃有余，又能在同性和异性题材之间任意曲直，他扮演的角色，旭仔、蝶衣、欧阳锋、何宝荣皆是香港电影史上的经典形象，倘若要为80年之后的香港电影找一个代言人，必然是非他莫属。
而张国荣的死，正处在CEPA实施前不久，他的死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香港电影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进入合拍片的大华语制作期。他去世之后，包括张坚庭、尔冬升等人屡屡传达“香港电影已死”的讯息，这种“双重死亡”的寓意，更把他和香港电影紧密联接在一起。而回顾他的影坛生涯，从1978年的《红楼春上春》到2002年的《异度空间》，他跨域了粤语电影从兴起到繁荣，再到落寞的漫长时期，他的辉煌时期定格在八九十年代，也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
在内地，怀念张国荣仍然以各种影片放映为主，影迷占到了绝大多数，影迷之中以港片遗老遗少为主，对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这代人来说，张国荣是香港电影风华的一个缩影，每年一期一会，他们祭奠的，除了偶像，还有那已经消失了的香港电影。
死亡崇拜，如何作为一个传奇活在人的记忆里
胡恩威先生说，张国荣的去世，俨然是一次“国家事件”。十年前他去世的时候，正值SARS泛滥，哀悼的香港市民仍然挤满了九龙的街道。在他去世的一个月里，电视、电台、杂志、报纸不遗余力地做晒他的悼念文章、纪念特辑、怀念节目，等于把他多姿多彩的一生重演一遍，让原本不熟悉、不关心他的歌迷、影迷，包括刚开始接触媒体、娱乐的青少年也被吸引过来，重新解读和认识张国荣，无数85后，90后都是如此，在他死后将其立为偶像，从而造就了“后张国荣时代”强大的粉丝群。
媒体将他的风华尽情渲染，加之而张国荣的死，惨烈、传奇，勾起部分民众的死亡崇拜，将其推向一个极高的地位，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就如国外的约翰·列侬、科特·柯本或迈克·杰克逊一样。死亡通常是最好的造势时机，而他自杀的日期，实际上也破值得玩味，更重要的是他的死法，如他在《阿飞正传》中的“无脚鸟”一样坠地，更平添一丝奇幻色彩。所以“张国荣”三个字，在如今已经超越了他自身的意义，超越了艺人和偶像的身份，成为一种抽象的文化现象。
显而易见的是，所谓的“荣迷”有强大的凝聚力，也证明张国荣确实是一个极其优秀的，能凝聚人心的偶像。他的死亡能让愚人节变成纪念日，除了他本人太出色，亦在于他为国人的情绪提供了一个可宣泄的窗口——其终极原因，仍然是中国人没有信仰，而张国荣的死所延伸的崇拜情绪，可以填一份空白，这在某种程度而言，无疑又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同时它亦会夹带盲目崇拜——许多没怎么看过、听过他作品人混杂其中，被每年一度的悼念思维裹挟着，糊里糊涂跟风造势者，其实为数不少。
相对而言，媒体的应对方式，其实和那些稀里糊涂跟风造势者，并无二致。但也正是他们的推波助澜，形成了如今每年固定的“纪念文化”。不管这些专题内容，甚至标题有多么千篇一律，在这个缺乏信仰的时代，有这么一个能凝聚民心的偶像可以让人纪念，总不算是一件坏事。
后继无人，十年风雨香港演艺界再无风流可言
昔日香港娱乐圈的风流，与我们来说已如旧梦，自从张国荣的去世，香港电影死去，香港金像奖仍然是年过五旬的刘德华、梁朝伟、刘青云等人走过场的游戏，年轻人青黄不接，大多靠绯闻上位，没有性格，更没有演技，处处可见嘻哈的顽劣青年，随着艳照门的出现而毁于一旦。周秀娜的34D招摇过市，香港电影的风流湮灭，只剩下一抹风尘。
陈凯歌拍《梅兰芳》之时，人们都在怀念他，是记起他不疯魔不成活的入戏，是因为再找不到能演这个角色的人。人们记起了他的无与伦比，他歌影双栖、色艺双绝，曾是歌坛天王，亦是金像影帝，他能写歌、谱曲，又能做导演，是香港娱乐界的奇才，甚至被称为无与伦比的“大艺术家”。董桥在文章中称他是“最后一个西关大少”，其斯文、艳丽，浓郁的文化气息，是其撩人之处。他是这些年唯一可以冠以“芳华”的男人，又是个励志偶像，从毫无特点的纨绔青年，变成日后的翩翩荣少，人们常说“做张国荣也得熬十年”，但举目望去，我们无法指望如今的谢霆锋、余文乐和李治廷们能替代他的地位。
流水线的工序让明星们变得廉价，新人们没有他的清气和傲慢，更没有他多才多艺的风流，没有他敢为天下先的做派，没有他重情重义的情怀。他曾经是无数香港艺人的“哥哥”，那些呼风唤雨的大姐大，无论梅艳芳还是杨紫琼到他跟前都会变作娇滴滴的女子，他提携后辈，乐于慈善，同样是人们缅怀他的重要原因，我们记住一个人，除了他璀璨的才华，更有真善美的品德，张国荣的点点滴滴，经过媒体的发掘之后，被人重新理解和看待，当年围绕性取向大做文章的小报口吻，也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十年之间，人们在悼念张国荣之际，无疑会想起香港电影的步履蹒跚，想起香港演员的后继乏人，和他一批的周润发等人已经老去，刘德华、梁朝伟为代表的一代仍在苦撑，并在烂片中透支着情感和信誉。所以，怀念张国荣，实际上是我们对这个时代偶像缺失的一种惆怅与叹惋。
绝代双骄，为何梅艳芳没有这样的持久影响力
同样是芳华绝代，同样是色艺双绝，梅艳芳和张国荣，皆为造物者的恩宠，能在歌坛、影坛皆取得如此成绩，香港数十年来，也唯此二人。但意外的是，张国荣每年的忌日一如新葬般隆重，梅艳芳的忌日却已经冷冷清清，一如她本人骨子里的落寞。
前特首董建华所称赞的与港人同呼同吸同唱同和同喜同悲的“香港的女儿”，香港娱乐圈的大姐大，以名声、成就和贡献以及个人魅力而言，也没比张国荣差在何处，而梅艳芳的励志精神，相对张国荣颓废自毁的情结，更是值得人赞扬的品质，她在癌症的最后关头完成八场演唱会，坚守不弃场的诺言，白色婚纱的最后华丽一瞥，亦可用传奇来定义。但在过去的十年，阿梅虽被看做和哥哥一般的地位，但在实际中，她远远没得到哥哥那么多的宠爱和由衷的缅怀。
这种不公，男尊女卑的思维固然存在，先逝后逝的原因同样存在，两个人的离开，相隔太短，媒体对他们的渲染，也已经完全不是一样的力度。倘若是梅艳芳先离开这个世界，两个人的今昔，估计也不会是如此迥异。
而对无数粉丝来说，张国荣的性取向，他的死法，也成功为他博取更多的关注，他去世的日期，更容易被人记忆于心，即使阿梅也是如此，但国人会把愚人节当做纪念日，却未必愿意把元旦的喜庆，再笼上一层忧伤。
但最核心的问题，仍然是彼此的作品，张国荣有无数拿得出手的电影，无一不是香港影坛出类拔萃的杰作，而梅艳芳的电影，除了《胭脂扣》（还是与张国荣合作）之外，出色作品的流传度都不够高，且经常饰演出色的配角，哪怕她在《他日君再来》、《英雄本色3》、《东方三侠》、《川岛芳子》等电影里演绎出香港影坛罕有的女性风流，亦只是角色盖过了电影。反观张国荣，无论《阿飞正传》中的旭仔、《霸王别姬》中的蝶衣还是《春光乍泄》中的何宝荣，都仿佛和角色浑然一体。
除了铁杆歌迷和影迷外，已经很少再有人于忌日怀念梅艳芳，但哥哥却是大众的宠儿，这其中的不公，或许是天意，或许也是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