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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叶大鹰;主演:张国荣、梅婷
影片《红色恋人》及张国荣所饰共产党人形象触发的争议，所暴露出大陆当前批评及创作观念的问题，其意义已超越对影片本身的评论，甚至有人想把反对的呼声弄大，令有关部门禁映此片，幸而今日之中国已非昔日，尽管说"NO"的人不少，但影片照放，不同意见亦可发表，不过据说票房不如理想，不知同争议有无关系？但这场争议实在反映了大陆电影的生存环境。使得关心大陆电影市场的朋友关注。
首先，关于批评对象问题，文艺批评的对象当然是作品，我们只能据作品实际作评判。可是我们的观众甚至影评人，由于长期受某种革命的模式的影片训练与熏陶，已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说反映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涯，便定要如过去同类影片那样正面表现革命斗争，否则便被斥为"不真实"。
《红》片故事是：由美国医生佩恩回忆他年轻时钟情的中国女孩和她那假扮"丈夫"的革命者，一段惊心动魄的历程，其间内蕴的高尚情操与人格魅力，令他终生难忘这视点，决定了本片不能正面叙述革命斗争，作为局外人，佩恩的回忆只能是他所知的秋及靳的感情生活。这视点不但关乎内容，也决定了表现手段。片中佩恩奔往上海大饭店时，路上和饭店大堂，均空无一人，这是佩恩的主观镜头，且有强烈感情色彩；亦体现了本片的风格，著重于展示人物的内心感情。指责影片不表现革命者生活的主要区域战场，实在对错焦点，导致批评的错位和无的放矢，批评者陷入主观臆断。这种舆论无助于艺术家展开想象的翅膀，也易于令创作隐入公式化。试想，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那么长，多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迹，但几十年来，反映战争的影片老是那几个模式，如表现领袖的战略思想，于是军事会议、大地图、行军、战斗场面，还有支持前线的老百姓，且必定有一个代表人民的老大娘，又或表现人民战争，便是地雷战、地道战……。前苏联的卫国战争只有几年，但他们可以有《黑耳朵白比姆》、《这里黎明静悄悄……》这样的影片。我从材料中还知道有一部影片是从一位在野战医院的洗衣房工作的女工的视点看战争的，她每日洗大量梁血的绷带，还要为牺牲的烈士整装，这位已为人母的普通女性，回忆她用手去抚摸那些年轻而残破的躯体时，心灵的颤斗，有极强的震撼力，荷里活（好莱坞）的卖座片《雷霆救兵》，竟表现美军司令部为安慰一位为战争牺牲了三个儿子的母亲，派出八个兵去敌后救出她最后一个儿子。如此歌颂美军司令部具有“人性”，实在堪称美国的"主旋律影片"。因为战争是千百万人参加的，关乎每一个参加者个人的命运、家的命运、国的命运。原来可以开拓出来众多视点和题材的。革命题材也可以有多个视点和个人命运的开掘。现在竟有人指责张国荣饰演的共产党员靳，只有“人性”，没有“党性”。不知这位先生是否认为共产党主义理想同人性是对立的呢？
又有人指责影片完全不表现靳的革命活动。其实影片也有表现，只不过仅是佩恩所能看见的罢了。靳约见佩恩，是希望这位常在报刊写专栏的外国人能写点关于长征的消息，以便冲破国民党封锁，让世界知道红军近况。他特地在铺开地图的空屋同他秘密见面，并告诉他红军长征到何处，驳斥了说红军被消灭的谣言。这是佩恩所能看到的靳的革命活动。片中佩恩独自在空屋走动的镜头，不单表现佩恩对他们神秘生活的追录，也呈现了靳与秋作为革命者所遇过漂泊不定，充满危险的生活。靳与佩恩会面，在白色恐布的上海，是冒了性命危险的。但他能想到国际舆论，且敢冒此险，表现了也作为职业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敏感与胆识。这部影片把表现革命前辈的感情生活作为主要内容，而将革命活动推向后景，为什么不能允许这种视点的选择？甚至视为罪莫大焉？！导演是在为影片《红樱桃》收集资料时，听革命前辈讲述他们的爱情生活，深受感动而产生创作冲动的。影片亦确实展示了当年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令今日物质生活相当丰富及吸引的当代观众，在精神上得到升华。生活固然多姿多彩，文艺对生活的反映，亦有各种角度。艺术家有权选择他感受最强烈的视点切入并据此展示生活。我以为艺术这种权利是神圣的，对自己所反映生活的全情投入乃至迷恋，是艺术作品成功的重要前提。其次，关于共产党人形象问题，靳的形象争议最大，不少认为靳不具备常见标准型地下共产党员的共性，甚至说他只是一个"情圣"。这令我想起恩格斯读了明娜.考茨基的小说《旧与新》后对他的批
评：在主人公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完全消溶到原则里去了"。
接着，恩格斯说出了他的名言："每个人是典型，然而同时又是明确的个性，正如黑格尔老人所说的"这一个"。而且应当是这个样子。（《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恩格斯给明娜.考茨基的信》第6页）"这一个"即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寓于个性面存在。如果只有共性（甚至误解典型即共性），只能是符号与模式。难道我们作品中概念化人物还少吗？！鲜明的个性才是人物鲜活的表徵。现在靳的形象最动人之处在他的人格魅力及他对信仰的执着。在邀请荷里活编剧来合作时，导演曾担心双方意识形态方面会有许多差异，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深有感受地说："实际是不管你信仰的是什么主义，不管这个主义的内容是什么，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变成一种人格的东西，一种个人的东西。追逐理想追逐信仰在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是值得崇尚的《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记得我在青年时代曾十分迷恋牛虻这个革命者的形象，甚至直到今天，仍强烈吸引着我，但他所献身的事业的具体内容，我已记不起了。震撼灵魂的是他这样一个人的人格魅力。
导演说，早期共产党领袖如李大剑、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很高文化素养，他心里的共产党员是"具有深厚修养的人"，"坚定和顽强，是在于他的内涵"不在外表的五大三粗。（《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靳的形象确是过去作品中所无；他出身自能送他出国留学的家庭，作为充满浪漫气质的文学青年，在法国留学时，爱上学音乐的安霞，并因其影响而参加革命。靳正是经由这独特的历程，成长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红军指挥员；这是他成为"这一个"形象所独有的。共产党首先是活人，人的个性千差万别。我们的批评不能同希腊神话中那个外号"铁床匪"的强盗那样，把任何人放到他的床上，长了要砍短，短了要拉长，直至把人弄死。
我接触过许多革命前辈，作为人，他们的经历，素养，个性极不同，决不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饼。且并非"完美无缺"。我知道有位女游击队员，胆小得晚上解手，也要战友陪伴。但她却能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导演说，很多片子在表现共产党人时，"就是英雄事迹"，他却"要对感情问题进入到个人化的表现"（《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提8月30日）：表现人格的魅力。我以为影片达到他的追求。展现了那个时代革命者对信仰的执着和置生死于度外的崇高境界。就此而言，影片有突破框框的创新意义。其自我超越勇气与开拓精神获肯定。著名演员张瑞芳说："我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张国荣演的靳，我能接受。"曾任《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演地下党员李侠的孙道临说："张国荣演的靳与我演的不一样，但同样是地下党人的形象"。评得中肯！有人说靳只是一个学生领袖型人物，说这种人是上不去的。但历史事实是：早期共产党的领袖，均是知识分子，有深厚修养。共产党恰恰是由这样一批并非因为家中没有饭吃才参加革命，相反是因为能够读书，甚至留洋，因而有可能接触和进而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工农自发产生的。至于革命者个人命运，是另一范畴的事。
再次，关于时代背景问题，靳最受攻击的行为，是他拿自己生命换取秋秋母子性命，甚至有人把靳"拚命营救战友"行为，斥为"自愿被捕，交换恋人"，"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行径。又无视影片剧情规定，硬说靳领导着上海地下党组织，其实影片已交代，靳是到上海治病的，不在上海地下党战斗序列中。特别是他所负战伤，随时会暴露他的红军身份。按地下工作纪律，他不应也不会同上海地下党发生横向组织关系。组织上给他派了能说英语的革命青年秋秋，假扮夫妇陪伴和照顾他，在租界找外国医院为靳秘密治伤，她很好完成了任务。秋秋崇拜爱慕靳，靳发病时，秋秋为减轻他的痛苦什么也愿做。但她在事后的留言中，向靳表达了她的爱，说明在他昏迷时发生的事，表白她渴望在他清醒时也能同他厮守。这爱情的产生，及人之常情。地下环境中，实不乏假夫妻弄假成真的例子。可惜靳读到此信时，秋秋已被捕，情况非常危急！
我们设身处地替靳想一想：他挚爱的妻曾为掩护他，在他眼前跳楼死了，现在，秋秋又因给他买药被捕。靳无法承受两位挚爱亲人为他牺牲的残酷打击。秋当众夺枪杀了当警察局长的父亲，粉碎其破坏革命的阴谋；又在法庭上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她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作为她的战友，靳决不能坐视秋秋被害，于公于私，他都必然要拚全力营救！
地下党组织是单线领导，不能发生横向联击，地下党员有时要各自为战。不同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那样的组织系统及办事规则，也不应作此误解，当时，靳能做的便是利用佩恩斯所享有的外国人特权。由他在租界巡捕房当差的英国朋友克拉克出面，代表租界监狱将靳交换给国民党监狱，换得秋母子性命。国民党的目标是靳。因此交换得以实行。对此，导演曾作调查；1936年上海在押政治犯分别押于国民党监狱及租界监狱。故在此空子可钻，今天我们在批评靳之前，能否先对史实有一点认知呢？
不错，地下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不能自投罗网。但党的纪律根本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党的利益不是抽象的。包括如秋秋这样具体党员的生命安危。试想，靳既不能与上海地下党联系，他发现战友因照顾自己而被捕时，他应怎样办？导演亦曾反问指责靳去营救秋秋的人："你说他该怎么办？"靳重病在身，随时会死，秋则正年轻，并已证明是好党员，即使从保全革命力量考虑，也是值得的，何况是一命换二命呢？导演将他就刑与秋秋临盆的场景及枪声与啼声，用平行蒙太奇交叉剪接，寓示革命者生命的延续。有人认为靳被捕，会导致党组织破坏。且不说靳当时是单兵作战。回顾中共历史，虽有过总书记被捕投敌事，但被捕不等于必定叛变，铮铮铁骨者方志敏，瞿秋白即是！靳迈出那一步，是去死，不是为了偷生！
古人对创作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期许，惜因长期思想禁固，我们的文艺创作却走不出"定势"。本片导演力图创新，他有意开拓建国以来很少触及的领域，即："前辈们的私生活是什么样的："（《岭南文化时报》133期1998年8月30日）。在选演员时，他也按自己不同一般的认识去作选择；他选择具有知识分子浪漫气质的张国荣饰共产党员，而选形象粗犷且演惯英雄的陶泽如饰叛徒，导演说难道叛徒就一定是小白脸么？当然，观众可以不赞成导演的选择，但也只能从影片的实际出发，指出这种选择错在何处，却不能斥责这选择本身。如有人断言选张国荣饰共产党人，便是想迎合美国人，或是纯商业炒作。却不从影片所呈现的实际去作令人信服的批评。我原先便曾担心张国荣不能演好这一角色，但影片的实际却证明张的演出成功，他的气质符合角色。对导演的创新勇气我充满敬意。我特别不能接受一些人甚至对张国荣进行人身攻击，罗列他过去演过的同性恋者，阿飞等角色，把他们代入为演员本人，再加以挖苦。又有人不作调查，便断言导演找荷里活的编剧帮忙打磨剧本，是为了取得商业利益，制造"三分钟一噱头，五分钟一高潮"，却不指出影片中何处有这些毛病，其实演员弄这部影片的剧本已有三年多，请荷里活编剧的原因，是因片中一个主要人物是美国人，请他们帮助按美国人的思想与行为逻辑，把这个人物塑得可信。我以为这做法是必要的，如今影片中佩恩的形象非常有光彩。监制告诉我，荷里活的编剧除另外对剧本的节奏提了一些意见外，并没有改变剧本的结构及人物关系。早有人预言《红色恋人》既"以全新视角演绎中共地下党人生活"，定成靶子，必有子弹拜访。不幸而言中，原创始者能前仆后继，不断超越，艺术创作或能争得一片自由翱翔天空，但能否也将枪口对着那些粗暴批语呢？
正因创新者处境严峻，影片叙说事件时，对背景能交代得更清楚，或可避免不了解历史的年青人产生误解。但如果观众虚怀以待，不存先见，还是可以看懂的。导演听说一些人有那么多的误解时，曾说了一句令我感慨不已的话，他说，"我很同情这些人"。
鲁迅曾把作者与批评家关系比作厨司和食客。指出："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致于"乱"到和事实相反……"（《鲁迅全集》）五卷，第468页）我想若厨司做一碟炒虾仁，食客可批评他炒得是否滑嫩，却不应指责这虾怎么没有从事战斗所必需的硬壳及硬嘴？甚而断定这不是虾？
其它艺术可以等待未来人的理解，电影却必须获得当代人的喜爱才能生存下来，因为电影耗资巨大，如果它不能最少收回投入的资金，它便无法存活。在此情况下，作为"上帝"的观众的理解与支持，是生死攸关的。鲁迅曾说要有天才，须先有适于天才诞生的泥土。影评人在营造这种土壤方面，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对中国电影艺术家多一点理解与宽容，为大陆电影的繁荣创造一个宽松的生存环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