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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艾略特说过：“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在二零零三年的四月里，我们失去了张国荣。 我们，是指中国人，或者华人世界，或者更多认同张国荣的人们。而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是在事件发生之后，才蓦然发现，那个以“程蝶衣”的名字起步，走进大陆文化生活的张国荣，已于不知不觉之中，潜入了自己的心里。
许多人从四月里开始，一步步地走近张国荣，感受着他的精神气息同时感受着自我的生命，而一个颇为特殊的情境是：传媒的诚恳与热忱，始终与我们的感受同步――共同去纪念一个香港的艺人。借助传媒，借助网络，也借助那些较早了解并爱惜张国荣的人们蕴蓄既久而突然迸发的铺天盖地的激情，你可以在一个被猝然压缩的时空中去收取方方面面的信息。
于是，我们见到了在电影辉煌之外的张国荣，见到了他的歌艺与舞台经典，见到了他的智慧与善良，他丰富的个性与传奇般的真诚的人生历程。我们重新认识并讨论他的艺术成就、体味着他的人格力量、揣摩他所抵达的精神层次与生存的境界。可以说，是在这个忧郁的四月里，在sars的危逼下，在对生命意义的反思之中，我们开始认识了，一个叫做“张国荣”的香港人。
这里有香港《亚洲周刊》刊载胡恩威先生的一篇评论，文中言道：张国荣去世成为华人社会的一件大事，受到两岸三地的传媒高度重视，俨然成为一次“国家事件”（引号为原文所加）。文中提及，非典型肺炎危机是天灾，但张国荣的突然去世对香港人的心理打击，比天灾还要严重。因为，张国荣二十六年的演艺生涯是一个香港传奇，而“现在的香港娱乐事业，已经很难容纳像张国荣这种重视个人尊严和追求完美的艺术工作者了。”文中的批评有一种肃然的自我反思：“香港传媒在张国荣去世事件中的表现，出奇地有节制。……在电视上，也看见很多记者一边哭一边在报道，他们都收起以前那种轻佻的嘴脸。”而“中国内地传媒的张国荣特辑资料详尽，文章分析深入，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胡恩威：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
另一个引人注意的事件是，香港浸会大学主持的《拉阔文化计划》，曾于四月三十日举办了一个题为“‘不忍远离 张国荣’──追忆张国荣的艺术生命”的纪念晚会，晚会的议题中表达了这样的意念：“抱着艺术表演理念去触摸人性心灵、推动大同社会意识的”张国荣，“在光影中、舞台上、音乐世界及现实生活里要大家共鸣的精神层次，我们是要认真的领会、探讨及宣扬的。”在为晚会制作的网页上，也记载着这样的文字：“适逢新浪网举办了一个名为‘心目中的中国十大文化偶像选举’，大众对哥哥在社会、文化上的价值及影响力未有一致认同，事件更反映了部份人对哥哥作品的肤浅认识。”网页的制作者声明：“感谢众位学者对哥哥的艺术生命的表扬，引领我们朝这方向走。”在港人众多的纪念文章中，我们还可以寻到林奕华的《张看，看张》中深情而不失犀利的理性文字，林沛理对“演员作者”概念的推出和阐释，梁文道关于“长情同志”的精彩点评，以及董桥《最后一个西关大少》中的斯文、艳丽，浓郁的文化气息。 在张离去的数月之中，在sars肆虐的艰险背景下，包括媒体、艺术家、作家、文化评论家在内的香港文化界乃至学界，对张国荣先生的尊重、对张的辞世这一事件的重视程度及其严肃态度，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然而，在大陆的文化圈中，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一种局促与尴尬。 因着电影《霸王别姬》的缘分，张国荣进入大陆的文化圈，以此开始，他感染了所有接触过他的人，――我们从众多的回忆文字中获取了这样的信息，这些文字承载着书写者们的一往情深。这是心与心的交流，这是对张国荣的品质的回馈。但同时，或许不那么有趣的是，我们听到了一种奇怪的“重音”，一种“难言之隐”。众多的文字既充满敬意，却欲言又止。呑呑吐吐，遮遮掩掩，矜持得可以。“人都那样了，还让我们说什么！”真的可以因此沉默么？更令人奇怪的是，近年来热热闹闹的大陆文化批评，于此却呈现出了一种暧昧的麻木与寂寥。
唯一可以见到的，是社会学者李银河的一篇短文，她讨论了张国荣的“生活姿态”，将其称作“奇妙新世界的报春鸟”，作为她近年译介的西方“酷儿理论”在中国的一个应答。当新浪网等多家媒体举办的“文化偶像选举”之时，有学者将该选举活动称作含义丰富的“社会征候”，或者，这的确是一个时代“征候群”，在被文化批评家们用来诊查“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尝试着诊查一下“诊查者”自身。选举中，张国荣的入围提名和高票获选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像“鲁迅与张国荣”、“张国荣挑战鲁迅”等一类的表述，则凸显了“二元分立”中暗含的等级与霸权，传递出一种戏弄的意味。
可以说，张国荣在“文化偶像选举”事件中，重复了他在“金像奖”与“金马奖”上屡屡遭遇的命运：有提名，却缺乏真实的评价。或许，是因着那些“荣迷”们的决心，出自敬意又唯恐伤害，小心翼翼、左顾右盼，矛盾重重又义无反顾地，最终将他推上了这个冷酷的“看台”，但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在“四月”之后的张国荣，其被提名而最终获选的过程，究竟承载了多少民众心理的接受与敬重？在争论中，也能见到一些带有相当知识含量的讨论，真诚而富有理性的批评，像这样的终局点评可谓精彩而又机智：“推选十大偶像，一般前五名都是经典的。从第六名开始往往就‘举贤不避亲’了。
张国荣无疑是当今的优秀艺术家，刚刚含恨辞世也令人扼腕痛惜。”然而更多的，是学者们，包括那些文化研究者、影像艺术研究者的沉默。这沉默显然是在质疑“选举”的合法性，但这沉默，更深层地，是大陆艺术界对张国荣事件的“矜持”态度的延续。 于是我们发现：面对张国荣，大陆的文化批评，竟然失语。 沉默，是因为张国荣的份量不够、成就不及，还是其它？是他不能“与鲁迅比肩”，还是因为“更具文化符号意义的艺人还有很多”？我想，理由可能会更多。曾几何时，我们才见到对金庸的堂皇评价，周星驰也以文化英雄的形象登上了北大讲堂，我们还见到崔健的歌词成为“新诗”经典，――流行文化被精英文化所收编，似乎已不是什么麻烦事儿。但为什么，对张国荣，一个在20世纪中国最典型的文化市场中始终不懈地坚持艺术追求，并以自身的真诚敬业、才华悟性而达到一种崇高境界的人，如此吝言，如此的矜持。
许多日子以来，我一直在躬身自问：我们真的有必要针对张国荣发言么？他的价值、他的存在意义究竟应当该如何定位？这件事情真的那么重要么？就发言者个人而言，发言与否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忍受“这种”沉默。重要的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沉默的背后那种暧昧莫明的性质，感受到在沉默中丰富的蕴藏。
有人说，无论如何，不可能绕过张国荣去解读香港的流行文化，而“香港流行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基因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称作“中国流行文化的工业中心”。有说他是香港演艺圈中的No.1，是香港打入世界文化市场的一个“品牌”。我想说，对当代中国文化的解读，已成为“文化符号”的张国荣，确实具有相当的潜力，有更多的“侧面”，并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示出更多的“不可失去”、“不可绕过”。然而，在新世纪刚刚展开的时候，面对这样一个具有深层震慑能量的“国家事件”，一个承载着新鲜的生命活力的文化现象，面对着张国荣以其多元文化价值带来的挑战，我们见到的是大陆文化批评的窘迫与苍白：在张国荣面前无言以对。我们的批评呈现了“失语症”，迷失了批评规则，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或者，这是对批评能力、批评权力、批评意识的有意的放弃。
张国荣的艺术表演“近于完美”，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这样一个基本的评价似乎已成为共识。他在多个领域里的突出成就，他作为“演员作者”的创作风格，他极富个性的艺术理念及源源不绝的创造能力……在在都见证着这个香港的“传奇”。深入考察张的艺术成就并非本文的主旨，我们面对的问题或许是：在什么意义上，张国荣可以被称作“文化符号”？或者说，迄今为止，我们可能在那些层面上，读解“艺术家张国荣”这个词组，带给我们的文化思考与启示？ 应当承认，由于文化的隔阂，由于他本人的低调，至今我们对他仍所知甚少。但我们相信，在他低垂的眼帘下，拥有最为本色的人格力量，拥有挑战规范创造自由的强悍能量。而他在戏梦人生中的真诚出演、心灵对话，则启动着我们对于生存乃至死亡的反思。
记得凤凰卫视在4月8日追悼张国荣的专题里，主持人对他的评价，选择了一个平实、安全的起点：美丽、善良、真实。这是一个非常质朴的评价，这种评价风格贴近张的生命本色。但今天看来，它却无意中触动了一个深层的结构：真、善、美。对真善美的追求和所达的境界，代表了我们心中的张的形象与意义的本质。张国荣是在他所投身的艺术事业中，充满善意地拥抱世界，又以一种惊人的坦然，面对真相，探问真理。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还需要对“老实人”加以界定的话，张国荣就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正视心灵、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力度，令人敬佩，亦令人感慨。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相通。他以高贵、优雅的姿态，在微笑与凝视中，独自抗拒着来自任何方向的霸权与压力。他从不讳言自身的浮浅或局限，而承认浮浅，才是他的智慧与深刻。 张国荣对“善”的原则，有一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令人诚服的维护与坚守，这给他的个人形象乃至艺术形象都带来某种“神圣”的意味。在生活中，在舞台上，人们感叹他人性的、温暖的一面，而像在《色情男女》、《春光乍泄》中的表演，那种艺术、道德、真实的纯净感，令他做到“化腐朽为神奇”，令他以“扭转乾坤”的定力，将自己都不愿认同的“仆街仔”何宝荣，演绎得深情入骨，超凡脱俗。
追求唯美的张国荣无意中打破了唯美主义历来推崇的“美、善对峙”的艺术规则：美不一定以泯灭善为代价才能实现突破，在更深的层次上，至美与至善将相互融合。 在张国荣带给我们的诸多反思中，对“善”的理解变得颇有意味：一个并不承载“启蒙”使命的普通艺人，生活在以私人利益为轴心的文明秩序中，可以于功利之外，孤独地，只为着自己的“心”，去追寻纯真的善。可以站在时尚的前沿，用前卫的甚至颓靡的形式，不懈地传递出熨帖灵魂的“善”的信息。他无意寻求官方的“命名”，也不刻意辩驳舆论中的歪曲，他只要“站在光明的角落”，守住真实，付出真诚，用“心”交流，直抵人们渴望美与善的灵魂。是什么元素结构了他内在的自律性？是类似韦伯所言的“新教伦理”之精神？是超越了时代和政治樊篱的伟大的传统文明？是面对幻变人生的深思与顿悟？
张国荣是香港的“楚门”，――一个在公众的目光中成长的人，众人的目光塑造了他，而他也重塑了这大众的目光。他是怎样在一个囹圄的世界中坚守住个人的自由，坚持并完善着一种伦理的原则？有人说，他是上帝赐予的“尤物”，但我们更愿意相信是他对人格境界的不懈追求，因为，难得他一次次地超越自我，不畏艰险，引领潮流。 张国荣挑战规范的能量引人注目，而事实上，他的出现，改写乃至颠覆了我们自以为熟知的许多概念。伴随着张国荣的去世，“传奇”、“偶像”、“流行文化”乃至“艺术”、“尊严”等一批词语，在更深的层面上被读解、被发掘。“传奇”一词在张国荣那里，不再是一个好莱坞式的起承转合的美丽故事，而成为对“平凡的现代生活”的沉重质疑，对人文理想的悲剧性守护。张国荣的个性无疑是丰富而深邃的，他有着多层次的可解释性，他的智慧与真诚注定了他的复杂多义。他注定要占领矛盾的两极，―― “双极性”是他重要的精神特征。他前卫而又传统，柔韧而又刚烈，直率而又内向，忧郁而又飞扬，……人们用多种悖论式的语句来描述他性格中的悖论，描述他艺术中的人性蕴含和时代精神。丰富深邃的个性与他的艺术形象融为一体，魅力无穷。
林沛理先生在提出他的“演员作者”的概念时，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浪漫象征、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表演艺人，张国荣之所以引人入胜，在于他的暧昧矛盾和不可捉摸。” 我们不能忘却他在“跨越97演唱会”上，在一曲“红”的表演中，那挑逗与冷傲同在的眼神，于颓靡中蕴藏坚毅的舞姿，那是一次巴赫金式的“复调”艺术的充分演示，举手投足之间，解构着观众猎奇式的心理期待，传递着生命深层的痛楚，散发着难以言说的美丽。我们更不能忽略，是他以另类的、边缘化的表演风格，既挑战了“主流”，也挑战了“大众”，在驳杂的流行文化中坚守着人性的尊严，和对“纯粹艺术”的追求。张国荣给予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对“美”的偏见，常常是人性的一个误区，而人们在美的天性面前的自我迷失，会有复杂的心理含义。我们看到，“美丽”，俨然成了人们抗拒张国荣的一个理由，正如他的一首歌名：“怪你过分美丽”。而他却始终以惊人的坦率和精微的分寸感，揭开我们在文化面具之下，对美丽、性别、性感等人性问题的微妙闪躲与心理诉求。他的表演亦因之而成为健康、自由、人道的美丽的隐喻，成为人们面对新的社会焦虑之时，心灵的栖息之地。
勿庸讳言，张国荣的性取向，他对“爱”的理解与执著，至今仍是“张国荣传奇”中最难破解的密码，是他被冠以“超凡脱俗”、“饱受争议”的潜台词。生活于“爱情规范”之中的人们，可以善意地去“理解”和“宽容”同性恋族群的生存权力，但这种善意中却常常暗含着等级与霸权，并不具备与张的观念对话的基础，更难以揣摩他所承受的生存压力。误解是多重的，这些误解可能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同样的暧昧莫明。张国荣曾含蓄而审慎地声明自己是“双性恋”者，他也曾策划过一个自己的电影，以叙述对爱的理解。或许他想说明，因着他的率性与不羁，最终能超越人类理性的自我设限，抵达人性中本真的爱。但我更愿意推测，借程蝶衣形象以自称的“人戏不分，雌雄同在”，正是张国荣用生命构铸的一个意义结构。他拒绝“程式化”的表演，拒绝“复制”艺术――拒绝“take two”，他调动自身生命的资源去创造艺术，又在艺术创造中探问着生命的意义与可能，这使他成为一名罕见的“演员作者”，他甚至将个体生命的终结，设计为最后的出演。他赋予了“戏梦人生”的生存状态，一种全新意义的文化反思。
张国荣在其艺术理念中，明确地传递出相当前卫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态度，而他又具有十分自觉的“精英”意识，认可“创造性”为艺术的永恒价值。如同他跨越了性别之界、人戏之分、生死之域，他也洞穿了我们关于“大众”与“精英”的两分壁垒，颠覆了我们对流行文化的成见――包括颠覆了我们关于“文化沙漠”的看法。如果能够认可“文化英雄”这一概念，我想，他当之无愧。
从某种意义上说，欣赏张国荣、认识张国荣、感受张国荣，是一种奢侈，一个境界，也是一种能力，而解读张国荣，在今天，或许是一种压力、一种奢望，但更是一份责任。 仔细品味张国荣的辞世所引起的震荡，将会发现它含有一种极为特殊的性质，即它是相当“私己化”的，它直击着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借用“荣迷”们的一种极致的又颇为直白的表述是：它不同于亲人的离去、父母的离去、甚或精神领袖的辞世，而更像是：我们个体生命的一部分的流失，或升华。它是一个遥远的而又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它是一个私己的、可以触摸的灵魂。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张国荣是以他的表演人生，同我们展开着个体的心灵对话，这其中，有着强悍的人文力量。以他说法是，他用一颗心，交出自己最好的状态，同时，他也呼吁他的观众，回馈一颗真诚的心。这使我们悟到：当我们说“文化符号”的时候，它也是有生命的，一如我们自己，如同我们这些平凡的人生。自四月以来，张国荣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或许是，他发掘了流荡于民间的、充溢在普通人心灵中的人文的力量。他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质疑：为什么在我们“文化研究”中，众多的“批评”、“阐释”，只能是一种对他人理论的重写？批评，是批评家们以语词、概念为载体，探索世界、探索生命的方式，是批评家们的生存方式，在什么意义上它更是？ 或许，我们的确不应过于地“理性”化，只记得某种“理论操作”的过程，而忘记了人文学者应当持守的“人文精神”。 亦或许，我们还可以扣问自己的心灵：面对张国荣，我们是否真的，无言以对？
谨以此文，纪念尊敬的张国荣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