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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电影属于中国大陆、新加坡、台湾电影这华语电影四大分支之一。作为前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比中国大陆和台湾拥有更加高度的政治、经济自由，从而逐渐发展成为华语世界的电影制作中心（包括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华人），以及东亚地区。十年来，香港电影是除宝莱坞(Bollywood)、好莱坞(Hollywood)之外的世界第三大电影工业和第二大电影出口者。尽管受90年代中期爆发的工业危机和1997年7月回归的影响，香港电影依然保持了其与众不同的个性并持续扮演着世界电影舞台上一个突出的角色。
在西方，香港的这种活泼通俗的电影长久以来一直有着大批信众，并无可争议地变成一股强大的区别于主流文化的另外一部分，并被广泛地模仿。而且对当今好莱坞动作片的风格有着强烈的独特影响力。
不同于其他电影工业，香港电影极少获得政府支持，无论是补助还是进口配额都是如此。它完全是商业化的电影:高度合作、专注于取悦大众的喜剧片和动作片，并高度倚赖于：公式化、结局以及翻拍。香港电影从好莱坞(Hollywood)“拿来”了大量电影元素：类型、逢迎哲学、快节奏和剪辑方法。但相对于对传统的中国戏剧和艺术的借鉴却是经过提炼的，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同与西方现实主义标准的趣味。这样，结合了快速与松驰的电影制作过程在香港形成了。
明星制
商业电影工业的心脏是高度发达的造星系统，这是一项共识。在早些时候，受人喜爱的中国戏曲演员常带着他们的观众一起出现在舞台前。过去三、四十年间，电视已经成了电影演员的主要发射平台，通过参加表演课程和观看大量由两大主要电视台提供的戏曲节目、喜剧片和众多的连续剧，梁朝伟和周星驰这两个响当当的名字当初就是先在小屏幕前露脸的。与粤语流行歌曲的紧密合作可能显得更为重要。很多电影明星都是演而优则唱，歌星唱而优则演的也不在少数；这是一种美国式的重要的娱乐工业市场战略，多媒体广告现今已很少运用。在当前这种病态的商业氛围内，打造年轻的粤语流行歌曲偶像（就像郑伊健和Twins）来吸引所有重要的年轻观众已然成了一种地方流行病。
在这种小而联系紧密的行业中，演员（其他职员如导演等也是一样）都异常忙碌。在之前的景气时期，据可靠数据显示一年之内所拍摄的电影数量例行公事般地达到两位数。
预算
与美国电影的大制作相比香港电影是典型的小成本片。起用大明星以期使电影成为热门大片要花费五百万美元（Yang et al.，1997）。而一部小成本片的预算只需要一百万美元。而那种起用超级大明星（像成龙或周星驰）或者利用国际性合作旨在占领全球市场的超级大制作则可能要花费二千万甚至更多，但这种大制作也是很少见的。
降低职员薪酬，幕后人员专业、高效，摒弃好莱坞那种代价高昂却是虚张声势的通病，如此这般，成就了香港电影的低成本制作、高水准品质。
语言和声音
自80年代起，香港电影大都用粤语对白。
几十年来，电影几乎都是采用无声拍摄，对白和其他声音都是后期才加上去的。狂热又是小成本制作，这种方法比同期录音来得更快速且节约成本，特别是当选用的演员是来自讲不同方言的地区的时候；而且这也有助于将电影配上其他语言的对白以用来出口。很多忙碌的明星可能都不用自己的声音，而是在后期制作时由那些少有名气的演员来配音。无声拍摄也有助于那些刚上手的电影制作者。电影经常是在脚本还没完成，场景和对白还在设计中就已进入制作阶段；特别是在小成本、工期紧的片子中，演员甚至是不出声的，或者只是简单地念数字，真正的对白在剪辑时才会加上去。
同期录音是在90年代后期才兴起的趋势的并在如今成为一种标准，部分原因是为制作高质量的电影而采取的广泛的公共合作。
历史
1909年至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在早前的历史中，香港电影只是作为大陆电影的补充，特别是当时作为是华语世界电影之都的上海的跟班。现今留存着的上海电影却极少，据统计，在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香港只保存着500部之中的4部（Fonoroff,1997）。在这一时期，特别是那些不是说普通话的人中，就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
舞台先驱
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早期电影的发展与中国戏曲这种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娱乐形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普遍认可的香港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即是取材于戏曲剧目，这就是两部拍摄于1909年的喜剧片--《偷烧鸭》和《瓦盆伸冤》。导演是作为戏曲演员兼导演的梁少坡。制片人是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Polaski），他是众多大力协助华语电影打开中国这片具有巨大潜力市场的西方人中的一位。
普遍认可的香港第一部故事片是《庄子试妻》(1913)，也是改编自戏曲剧目，并由戏曲导演执掌，布拉斯基也参与其中。导演黎民伟是梁少坡的同事，后来被称为“香港电影之父”。依戏曲惯例，黎民伟反串饰演妻子一角，他的弟弟饰演丈夫一角，他妻子则出演了女仆一角，这也使她成了中国电影史中的第一位女演员，打破了长久以来女性不能做演员的禁忌，这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Leyda，1972）。本片是黎民伟和本杰明·布拉斯基在香港创办的电影制片厂--“华美影片公司”所拍摄的唯一一部电影，而此片并未在香港真正上映过（Stokes and Hoover，1999)。
次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严重影响了香港电影的发展，因为当时的胶片都是由德国生产的（Yang，2003）。直到1923年，黎民伟、他弟弟以及他们的外甥联合梁少坡创办了香港第一家真正由中国人运营的制片公司：民新(或China Sun)。1924年，政府的官僚文件阻止了其建立制片厂的计划，公司迁到中国大陆。
有声电影
30年代早期，由于中国各个地区所不同的方言造成了交流障碍。香港作为粤语人群的聚居中心，粤语是最普遍的语言，而大陆的政治因素也给香港电影提供了另外一个机会，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推行“只讲普通话”的政策，对在中国的粤语电影并不友好，其声称武侠电影宣扬了迷信思想和暴力的无政府主义从而禁止放映最受大家欢迎的武侠电影。尽管如此粤语武侠电影还是最受欢迎的，而受英国殖民统治的香港则成了能使这两种元素同时自由存在的地区，由粤剧改拍的电影甚至比武侠片还要成功并引领了30年代的电影风格。
在这一时期大观， 全球，南粤和天一几大电影公司发展繁荣，其中天一即是日后成为长期影响中国电影的邵氏兄弟公司的前身（Teo，1997）。
战争期间
30年代的抗日战争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歌颂抵抗日本侵略的爱国电影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流，其中著名的有关文清的《生命线》(1935)，赵树燊的《最后关头》(1937)和司徒慧敏的《血溅宝山城》(1938)。1937年上海沦陷后，抗战电影在流亡在港的电影艺术家和片厂的推动下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1941年12月香港也沦陷后这种发展即停滞了。但有别于大陆的是，日军未拍摄出卖国电影，他们曾企图在1945年英国重返香港前拍摄一部《攻占香港》(1942)的宣传电影，还曾熔化了大量的香港反战电影的胶片，从中获得供军队使用的硝酸银(Fonoroff，1997)。
40-60年代
战后的香港电影，与其工业相似，受到从中国大陆所获得的持续的资本和人才输入的促进，并在1946年达到高潮，是年国共内战(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暂时休战)爆发，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香港也大量向东南亚有华人生活的国家和西方的华人世界出口电影。
语言的竞争
战后的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两种形式，粤语片和国语片。但国语片拥有更多的预算和奢侈的产品，包括其广大的市场，专业人才，资本以及上海电影人的声望。作为官方语言和政治精英操的国语也拥有着文化上的威信。十年间，曾经大量拍摄的粤语片只能屈居第二了。
另一个与语言相关的里程碑式事件发生在1963年，当时英国当局通过了一项所有电影必须含有英语字幕的法律，以观看政治内容，同时为了表现其一视同仁的态度，也要求制作国语字幕，方便更多的人观看(yang，2003)。最后，字幕电影竟无意中促进了西方国家电影的传播。
粤语电影
在粤语电影占主导地位时期，最当红的二位女星是任剑辉和白雪仙（曾用名Yan-Pak）。任剑辉主要扮演男性学者，白雪仙则扮演女性角色，她们曾一起出演了50余部电影，其中《紫钗记》（1959）流行了很长时间（Teo，1997）。
低成本武术片也很流行。由关德兴主演的100多部功夫系列片成功塑造了民族英雄黄飞鸿的形象，《黄飞鸿的真实故事》（1949）是为第一部，《黄飞鸿勇破烈火阵》(1970)为最后一部（Logan，1995）。富有想象力的武侠系列电影结合手绘的特殊效果，如由年轻人的偶像Connie Chan Po-chu担纲男主角的《六指琴魔》（1965），这种片子与当时的家庭情景剧一样都很受欢迎（Chute and Lim，2003,3）。
国语电影及邵氏与国泰间的竞争
专拍国语电影的公司中，邵氏兄弟公司和电懋(MP & GI，后更名为国泰电影)是60年代最著名的，两者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在电懋的创始人和总经理陆运涛于1964年死于飞机失事后，邵氏兄弟公司占得了先机。1970年，更名后的国泰公司不再拍摄电影。
黄梅调电影源自中国戏曲，邵氏兄弟公司开创性地拍摄了《梁山伯与祝英台》(1963)这部有着古典气息的电影，古代服装经常出现在Huángméidiào黄梅调电影中，像《江山美人》(1959)（两片都出自邵氏兄弟公司的著名导演李翰祥之手）。改编自琼瑶小说的浪漫电影，《雪里红》(1956)，《不了情》(1961)，《蓝与黑》(1964)都很受欢迎。而国泰的专长在于拍摄好莱坞式的歌舞片，《曼波女郎》(1957)和《野玫瑰之恋》(1960)也大受欢迎。
60年代后半期，邵氏兄弟公司开创了情节紧张，真实，制作精良，动作奇巧，打斗激烈的新武侠片时代。这种趋势受到当时引进的日本电影《侍》（Chute and Lim，2003,8）的激发，由于电视而减少的电影观众数量也是原因之一。这标志着电影类型从以女性为中心转向了动作片（参看香港动作片一文）。奠定这种趋势的包括徐增宏的《红莲寺》（1965）、胡金铨的《大醉侠》(1966)、《龙门客栈》（1967）、张彻的《边城三侠》（1966）、《独臂刀》（1967）、《金燕子》(1968)等片。
转型的年代（70年代）
邵氏兄弟公司和整个国语电影在70年代的显赫地位坚如磐石。粤语片相对于国语片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相对于在1967年兴起的粤语电视节目亦是如此。1972年全年甚至没有一部粤语片问世（Bordwell，2000）。在他们的宿敌国泰公司放弃电影之后，此时的邵氏兄弟公司已经成为了业界的巨无霸。武侠片迅速走红于国际，而邵氏正是驾驭并主宰这股潮流的弄潮儿，但朝流之下业已开始涌动将引发70年代末电影产业巨变的暗流。
粤语归来
电视即将成为推动反映当下香港普通民众生活的粤语片复兴的始作蛹者，这似乎显得有些荒谬。
1973年拍摄的唯一一部粤语喜剧片《72家房客》简直有星火燎原之势。该片剧本享誉甚广，由邵氏兄弟公司名下的先锋电视台TVB制作，以推介其旗下演员（Yang，2003）。
由前TVB明星许氏三兄弟（演员、导演兼编剧许冠文，演员、歌手许冠杰和演员许冠英）制作的喜剧片则标志着粤语片的真正回归。粤语片发展背后的基本原理在《鬼马双星》(1974)试映片中已然得到呈现，那就是：要为年轻一代所喜爱。这种对于香港本地观众的关照的理念迅速获得了回报。《鬼马双星》一经推出就在香港取得了14万的票房佳绩，并最终成为了票房冠军，甚至由享誉国际功夫之王李小龙主演的国语片也只能望其项背。许的电影也讽刺那些日以继夜工作以期使香港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巨人的中产阶级的白日梦（Teo，1997）。粤语片取得了灿烂的辉煌，而国语片自80年代早期开始则已逐渐淡出银幕。
嘉禾公司和独立电影的兴起
1970年，邵氏兄弟公司前执行官邹文怀和何冠昌离职并组建了自己的制片厂--嘉禾公司。相较于邵氏老旧的模式，他们以更灵活更慷慨的机动性策略见长。邹和何与那些有着新鲜想法的新近崛起的年轻演员们签订合同，诸如李小龙，许氏三兄弟等，并容许他们相较于传统更富有新意的创作态度。到了70年代末，嘉禾成了一流的公司，旗下拥有成龙这个将占据日后20年亚洲电影票房的功夫喜剧片翘楚（Chan and Yang，1998，pp.164-165;Bordwell，2000）。
同时，粤语片，功夫片以及嘉禾公司取得成功的爆炸式效应为独立制片人和独立制片公司创造了更广大的空间。盲目崇拜大公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过邵氏兄弟公司依然继续着电影拍摄直至1985年以后完全转向电视业的发展（Teo，1997）。
其他转型潮流
对于电影内容更宽容的世界电影潮流亦影响着香港电影。风月（简化自暗示诱惑与颓废的中国成语）片成为了一种新类型。这种题材在香港并不像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被认为是肮脏的；其或多或少地成了主流的一部分，有时甚至由楚原和李翰祥这样的大导演担纲，并与其他武术片、时装片、喜剧片等相融合（Teo，1997；Yang，2003）。暴力则在武术片导演的教唆下变得更为激烈。
导演龙刚 将各种风格融入到他的社会问题电影中，《英雄本色》(1967年)和《飞女正传》(1969)即是60年代后期的粤语片中的经典。自70年代始，他涉足国语电影，并开创性地将卖淫（《应召女郎》)、（《广岛廿八》）、文明社会的脆弱性（《昨天、今天和明天》（一部描绘了日后被瘟疫摧毁的香港））等问题引入到了严肃电影中（Teo，1997）。
唐书璇，香港电影史上首位有据可查的女导演，在其短暂的职业生涯中拍了《董夫人》(1970)和《再见中国 》(1974)两部社会批评艺术电影。这些都被认为是十年间香港电影的最后一块里程碑的先行者，所谓的香港新浪潮电影跳出了传统香港电影公司的框框，并为香港电影指出了的新的可能性（Bordwell， 2000）。
欣欣向荣的80--90年代初
在70年代播下的种子终于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结出了硕果：粤语电影的反败为胜，新现代电影的诞生，在东亚电影市场的老大地位，并吸引了西方国家对香港电影的关注。
更多的技术手段被运用到对电影的修饰中，视觉效果也进一步精致化，包括对当时最先进的特殊效果技术的尝试性运用，且发展迅猛。为达到令人目眩的表面效果，新电影混合各种风格并力求其匹配，对晔众取宠内容的选用也达到了极至。闹剧，性，超自然，无视所有动作片（包括各种武打片和警匪片）的既定规则，时常可以出现在同一部电影中。
国际市场
香港电影产业是在好莱坞（Hollywood）全面确立其全球性地位的状况下仅存的几颗硕果。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确实地建立起可与之比肩的地位。本地观众一般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但现在充斥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影院和碟市的香港电影比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台湾也成了香港本土以外最重要的市场。90年代早期，曾经辉煌的台湾电影产业在香港电影的冲击下几乎到了灭绝的地步（Bordwell，2000）。有着良好发展、充裕资金投入、美国式的香港电影甚至在日本找到了立足之地，成龙也成了那里的明星
机缘巧合的是，香港电影之所以会进入西方市场，缘于70年代对功夫片的狂热。当时在唐人街剧院和影碟店内的香港电影被西方影迷发现，并被其中的异国情调和暴力所吸引，随后几年里逐渐被更多的大众所接受。
潮流的引领者
新艺城影业公司是制作公司中的先驱，由喜剧演员麦嘉、黄百鸣和石天创建于1980年。专门拍摄现代喜剧和动作片，并遵循严格商业化模式的灵活制作方式。《最佳拍档》（1982）一片及其续集开创了“新艺城风格”（Yang，2003）。
导演及监制徐克和王晶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徐克以其香港新浪潮弄潮儿出名，并尝试将新浪潮融入到主流电影中，而成为了引领者和技术实践派（Yang et al.,1997第75页）。而王晶则更多产，他是这二十年来最多产，商业上最成功同时也是最受影评人诟病的香港影人。
这一时期有特点的电影还包括由吴宇森导演，周润发主演的黑帮或称作“Triad”片；林青霞主演的浪漫的幻想武侠片；钟楚红、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片；还有成龙令人惊叹的动作片。
三级片
1988年香港政府制定的香港电影分级制度无形中影响了之后的电影潮流。“三级片”的分类成了发展迅速的色情电影和“outre”电影的保护伞。而这一基于中国式标准的分类，只相当于美国的“R”级或“NC-17”级，并不是“XXX”级。90年代初最兴旺时期，大约一半的三级色情片都是改拍自70年代的风月片（Yang，2003）。主流三级片中著名的麦当杰的《玉蒲团》就是改编自十七世纪李渔的同名滑稽情色小说（Dannen and Long，1997）。
恐怖片也属这一分级，大多“taboo-tewaking”片和恐怖片都取材于真实罪案，如《羔羊医生》（1992），《人肉叉烧包》(1993)，《伊波拉病毒》（1996）。
90年代中叶，这股风潮随着香港电影市场的整体萎缩和色情影碟的家庭化而逐渐败落(Bordwell，2000)。
非主流电影
在庸俗片的盛景之下，受新浪潮影响的非主流电影或称作艺术电影依然坚守自己的阵地。一批新浪潮影人，像许鞍华和严浩拍的不同于主流的人物电影和政治电影广受好评。
80年代后期被称作“第二浪”的开始崭露头角。这批年轻导演当中有关锦鹏，罗卓瑶，方令正，张婉婷，刘国昌和王家卫等。与新浪潮类似，他们也是受到外国电影和本地电视的双重影响，力图拍出超越商业化、一般化的与众不同的电影（Teo，1997）。
这批艺术家的成果受到了空前的注目并在国际评论界和电影节上获得好评。而王家卫在90年代拍摄的作品，在走出香港后，赢得了国际上的赞誉并屡屡获奖。
后繁荣期：90年代中期至今
危机重重
90年代，香港电影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衰败期，至今也没有完全复苏。本地票房在8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下滑，能保待香港电影继续繁荣的原因是在香港以外地区的电影观众的支持，但这种情况只维持到90年代早期，到了中期也开始下滑了。预算被砍掉了一半。90年代末，最典型的一年从曾经的200部锐减到100部左右（值得一提的是，三级片和软色情片的缩水是主要原因[Bordwell，2000]）。大量进口的美国电影占据着票房榜前列。有意思的是，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也开始进入美国主流电影市场，并向好莱坞输出自己的流行观念。
造成低迷的众多综合因素：
亚洲金融危机致使观众无力再承担消闲费用；
毫无质量、千篇一律的电影大量生产（Yang，2003）；
90年代初兴起的花费高昂的现代技术的运用和从业人员的增加致使票价上升（Teo，1997）；
众多具有全球化眼光，地位上升的中产阶级认为本地电影趣味低下，不值一看；
东亚地区大量的盗版影碟；
好莱坞（Hollywood）电影对亚洲市场的大举入侵。
对97回归后融入大陆市场的巨大希望并不如预期，还面临着诸多新问题，特别是大陆的审查制度。
2003年是最黑暗的一年。除了持续的衰退外，一场SARS的爆发令许多影院门可罗雀，期间还有四个月停止了一切电影拍摄。这一年只有45部电影问世（Li,2004）。坏消息还有张国荣（46岁），梅艳芳（40岁）两位著名艺人的过世。
2003年4月，香港政府提出了一项电影保证基金的计划，用以激励本地银行参与到电影产业中。计划中有银行给予电影公司一定的贷款数额的条款。电影人对这项计划的评价褒贬不一，各金融机构也因为担心由此产生的高风险而显得并不积极。计划的法律文书由香港政府在4月份签署，由于参照了加拿大同类文书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当今趋势
香港影人对改进电影制作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包括运用科技对视觉效果进行修饰，如大量运用的数字图片技术，好莱坞（Hollywood）式的大规模市场销售方法，起用青少年崇拜的粤语流行歌手等。90年代末20世纪初成功的先例有：美国式的高科技动作片如《神偷谍影》（1997），《特警新人类》（1999）和《紫雨风暴》（1999）；《古惑仔》（1996）这种系列片形式；雅皮士式的浪漫喜剧，像《真心话》（1999），《月亮的秘密》（2000）和《瘦身男女》（2001）；惊悚片《恐怖热线之大头怪婴》（2001）和《见鬼》（2002），通常以日本恐怖电影作为募本。
进入21世纪，又有些许新亮点。由杜琪峰和韦家辉于90年代中期创办的银河映像，获得了评论界和商业上的双丰收（杜琪峰作品接连入围三大国际电影节），特别是反传统、个性鲜明的犯罪题材影片《枪火》（2000）、《大块头有大智慧》（2003）和《神探》（2007）。其中最成功的当属由刘镇伟和麦兆辉共同执导的《无间道》（2002-2003）系列，产生巨大商业刺激的它被好莱坞成功翻拍。喜剧明星周星驰，这位90年代的当红明星，执导并出演的《少林足球》（2001）、《功夫》（2004）和《长江七号》（2008），前两部大量运用数码特技的片子结合他与众不同的幽默开创了一个超现实的新领域，也是当时港产电影中成本最高的，同时也是内外开花。
许多观察家认为，产业的持续萧条和与香港、大陆、台湾经济、政治密切的相关性，二战之后发展迅速的香港电影将会出现停顿。而大陆与香港电影产业之间的分界线正变得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如今中国正大量生产着单纯的，面向大众的通俗电影。预言这个世界上变化最快地区今后的发展将是极其困难的，但拍摄趋向于20世纪初产生的那种泛中国式的电影倒是可以想见的。
